试论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对一起显名出资人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纠纷的的探析

案情
2002年12月，某镇自来水厂因经营不善，准备将经营权与资产对外公开竞卖，岑某、周某、王某、葛某等十二人同为某镇自来水厂职工，岑某和周某为了避免在自来水厂出售后下岗，便由他俩作为发起人，动员本厂职工出资购买，经议定每人不得少于5万元出资，多出资不限，只有出资购股者才可在竞买成功后组建的有限公司上班。王某因家中经济困难，无钱出资，但又不想失去工作，因葛某与王某是亲戚，经周某协调，达成了除葛某自身出资5万元外，另以王某名义出资5万元，王某替葛某打工的口头协议。次日，葛某将10万元入股资金交给了岑某，并由岑某向葛某出具收据两张，一张写的是葛某的名字，另一张写的是王某的名字，收条一直由葛某保管。之后，岑某、周某等人出面竞买自来水厂成功，岑某、周某等五人被推举为董事会成员，岑某被董事会聘任为经理，周某为会计，并由周某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王某在工商登记材料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记载为股东，登记股份为5万元。由于王某名下的5万元股份是葛某出资，又事先约定王某只是替葛某打工，自来水公司的其他股东均认为葛某才是王某名下股份的真正出资人，收益权和表决权实际由葛某行使，王某也曾向公司表示了收益权和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由葛某行使的态度。由于岑某、周某等经营管理得当，自来水公司效益佳，各股东从2003年6月5日至2005年4月15日取得股本收益若干万元，其中王某名下的股本收益为50045元，均由葛某领取。王某见自来水公司投资回报快，风险小，便于2005年8月向自来水公司提出了自己是股东，应是股本的收益人，要求自来水公司将葛某领取的收益款追回发给自己，在遭拒绝后，便将葛某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葛某返还不当得利50045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过程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王某是工商登记中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章程和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基本的依据，故应认定王某为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王某应享有股东的权利，葛某所领取的50045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给王某。第二种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首先应出资，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构成的基础，出资是通常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本案中葛某是实际的出资人，又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应按真义主义原则认定葛某是王某名下股份的股东，所领取的50045元不属于不当得利，是自己在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所投股份的正当合法收益，应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评析如下：
一、关于隐名出资人的涵义
隐名出资是一方依据书面或口头约定将资产交由他方与他人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但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他方的姓名或名称，而实际出资人则不记入章程。在隐名出资中，虽没有出资但在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其姓名或名称的人为显名股东；虽然实际上出资，但未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姓名或名称的人，为隐名出资人。
隐名出资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隐名出资人实际上出资，但未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第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的显名出资人，实际上并未出资；第三，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存在投资合约关系，合约的形式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是口头的；第四， 一般来说，隐名出资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而是通过显名股东在公司中行使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并通过与显名股东的约定，间接分享公司的盈余和分担公司的亏损。
从本案来说，王某与葛某即是显明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关系。王某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为股东，但实际未出资，是显明出资人，葛某顾及王某的上班问题，按照“葛某出资，王某替其打工”的事先约定以王某名义出资5万元，是隐名出资人。

二、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主体构成：第一，凡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第二，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第三，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概念与认定的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出资证明、实际出资及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等几方面进行把握：
1、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确立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公司实行内部管理和对外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成立、存续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因此，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或签署的人即可取得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是公司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且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享有股东资格。
2、出资证明。出资证明，是公司成立后以公司名义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一般情况下，合法持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的，即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
3、实际出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出资对公司成立、存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往往特别看重对公司的出资，并把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条件。
4、工商登记机关的注册记载。工商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登记的事项之一。一般来说，只要登记机关有相关姓名或名称记载的，即应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
根据上述原则，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时，隐名出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股东资格的。

三、特殊情况下，隐名出资人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一般情况下，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认定显名出资人为股东。例如，某甲为实际出资，章程记载某乙为公司的股东，但在公司成立后的存续期间，某甲一直认为其就是股东，并行使了股东权利，而且其他股东也将其视为股东。某乙虽知其为章程记载的股东，但没有行使股东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机械地认定某乙为公司股东，显然不妥。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如何把握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属性呢？笔者认为，具备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第一、隐名出资人与显明出资人存在着合约，即显名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存在挂名出资之约定之事实。尽管这种合约属于民法调整的私人契约，但对公司内部应产生约束力，民事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有外部行为表示和内部行为意思构成，当外部表示与内部意思不一致时，则要以“真意主义”来考量。
第二，公司其他股东（大部分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认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明示，即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形式作出；另一个是默示，即明知对公司出资的不是显名出资人而是隐名出资人，在隐名出资人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时不反对。
第三，隐名出资人行使了股东权利。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中获得利益和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隐名出资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是以股东身份行使的。
本案中的王某与葛某存在着“葛某出资，王某替其打工”之约定，且王某名下的股东权一直由葛某行使，某镇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都知道王某与葛某之间的约定，对葛某同时行使王某名下股份的股东权一直予以认可，因此，本案葛某具有股东资格。
至于王某是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的股东问题，因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并未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司法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采用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办法审查

四、关于应否确立隐名股东制度的思考
1、现行法律缺失对隐名股东的规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明确的条文对隐名股东进行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且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股权收益纠纷不断增长，逐渐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关注。
2、最高司法机关对解决显名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股权纠纷的倾向性意见
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且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股权收益纠纷不断增长，为了指导处理因此而引起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公布了《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19条第一、二款作了相关规定。从第19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尽管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有关于出资、经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但履行过程中，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为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所知，在股权确认之诉中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第19条第2款遵循了真义主意来解决股东的资格问题，从该款的规定来看，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承担风险，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从《征求意见稿》第19条的规定我们能挖掘出最高司法机关对隐名股东制度的倾向性意见。
3、隐名股东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有必要确立隐名股东制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一方面是隐名出资形式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正是由于立法中没有规定，客观上又需要法律进行调节，显现出现行法律的缺失，故最高人民法院预用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解决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再次，法律所确立的隐名股东制度本身应为合法的行为，规避公司法律的隐名投资的非法行为，并非隐名股东制度的内涵，同时也为民事法律、行政法等相关法律所排斥。



安徽明和律师事务所 王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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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场景与法治的向度

姚建宗

摘要：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法治的精神意蕴即人们对法的真诚的信仰的培育、法治的规范与制度的良性运作，都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展开，其点滴的进步与积累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之中实现的。因此，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乃是法治的真实路径与基本向度。
关键词：法治、信仰、日常生活世界、生活场景。

我坚信，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在于社会成员对法的宗教般虔诚的信仰。而欲求人们对法具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法本身就必须表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没有脱节而且还息息相关。因为，作为人的客观的精神生活的信仰，它不可能完全是人的虚幻、错觉，或者冥想，它自有其根基和产床；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维度与生活方式的法，也不可能完全是人的主观设计、理性构想和人为制造，它自有其坚实的源头和丰厚肥沃的土壤。

当我们沿着思想的历史轨迹，追溯思想大师们的谆谆真言的大义时，我首先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提到的基本见解，即，法律起源于基于人性的生活经验的社会常例；其次，我忆起了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在其《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一书中阐发的核心思想，即，作为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的社会连带关系，是所有人类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的真正基础，在其之上，客观而必然地产生了经济规则、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但法律规则本身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从经济规则和道德规则中上升或者提升为法律规则的；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大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至理名言又在我的耳畔轰然鸣响："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⑴

无数次地得到这些先贤的精神训导，不断地受惠于这些哲人的思想启迪，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作为法治之精神意蕴的人们对法的信仰的真实根基与天然产床，这法的源头与丰厚土壤，便是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活现实的具体场景，乃是法治的真实路径与基本向度。
一、历时与共时中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其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所标示的，乃是其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态度。

不可否认，由历时与共时形成的人类生活历程在某一确定的时空定位点上，存在着众多的理论家提出的不同的法治理论、学说或主张，也践行着许多不同的法治策略与方案，但无论是法治理论、学说或主张所预示的法治的理想境界还是法治实践所展现的法治的现实画面，它们都是彼此互异的，很难找到两种完全相同的法治理论⑵与法治实践。因此，每一种法治的理论、学说或主张，每一种法治的具体实践，都自然地形成一种法治的"模式"。显然，这些法治"模式"具有多样化的属性。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这些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以及其关注之焦点与操作运行之措施等方面的区别与差异，那么，还是可以对其做出某些相对准确的区分的。在这方面，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的见解是最有启发意义因而也最值得重视的。

哈耶克把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分成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以笛卡尔、霍布斯、卢梭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二是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埃德蒙·柏克和A·D·托克维尔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⑶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⑷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由人为了自己而创造的，而既然所有的制度和组织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当然人也就可以按照某种人类生活的理性设计来重新建构或者彻底改变这些制度。哈耶克对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极其推崇并详细阐述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主张。进化论理性主义认为，"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⑸的确，"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⑹进化论理性主义坚信，"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⑺总之，进化论理性主义确信："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⑻

这两种哲学立场和态度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它们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又都或多或少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生成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与操作。就法治而言，当然也概莫能外，即，在其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上，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着这两种基本倾向：以建构论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以及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人类社会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法律在内的秩序与观念，都是人在其智识参与之下理性设计并加以贯彻推行的结果；既然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都是理性设计和人为创造的产物，那么显然，人类的未来的理想生活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和创造而得到；所以，由法的规范、制度、组织、设施与观念的组合及其运作而形成的秩序状态的法治，其历史、现实与未来也离不开人自己的主观构设与理性创造；因此，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崇尚并推行积极、主动、扩展性的进攻性策略。相反，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人类社会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法律在内的秩序与观念，都是在其真实的生活经历之中不断出错与纠错、不断碰壁与转向，在无数次的经验总结与积累之中形成的，从最终的根本意义上讲，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智识和理性主要只是用于整理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以帮助人纠错和转向，其作用固然重要但也的确有限；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理性设计和人为创造的产物，人类的未来的理想生活当然也不可能由人的理性设计和创造而获得，它是由人的真实的行动与实践逻辑地展现的；所以，由法的规范、制度、组织、设施与观念的组合及其运作而形成的秩序状态的法治，其历史、现实与未来也必然是由人的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具体的行动与实践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设计与人为创造构不成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赞赏并抱持消极、被动、守成性的防御性策略。

由此不难看出，这两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对法治的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标示着其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态度。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站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之外或者之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指挥、摆弄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以一种先知般的身份向芸芸众生发布福音，并强迫他们按其指定的路线和方向前进，以使那无数迷途的生灵走上正轨，这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抱持一种不满、不屑又无奈的悲天怜人的态度，其关注的焦点是与现实并无多大联系的未来和理想的生活境界。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却恰好站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之中，以一种参与者的立场观察、体味、感悟和理解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它从历史出发，重点关注的乃是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

当然，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彼此蕴含着的，它们所标明的只不过是某种理论总的倾向体现出的建构论成分多与少、进化论色彩浓与淡和强与弱而已。同样，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一种法治理论与实践都是既包含着建构论的成分又具有进化论的因素，建构论成分多、色彩浓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我们称其为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进化论成分多、色彩浓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我们称其为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二、中国现时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所表明的共同缺点是，它们曲解了人的生活现实，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新中国是经过长期的激烈的社会大革命建立的，这种革命的理论基础具有比较浓厚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革命方针、战略、策略、道路与措施在总体上是以人为的理性设计与构想为主的，因而新中国建立之后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始终也摆脱不掉理性建构的革命情结。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就着手进行法律制度建设，但真正有意识地进行法治建设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而在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基本上有意无意地普遍地是持建构主义的法治观。

这种情况的出现，的确也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因为新中国一建立便面对着极其复杂的生存环境：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其历史的沉淀与包袱的确太沉重，而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又都极其落后；与此形成对照，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是与新中国形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的资本主义强国。显然，新中国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条件从容地以历史的自然逻辑来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用学者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始终面临着历时性的问题要求共时性解决的巨大压力。而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物质与制度的进步，还是文化与精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从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难度，缩小与先进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具体就法治问题而言，既然世界上的确存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先进国家，我们吸取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通过结合本国国情的理性设计与构想来贯彻和推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实在是顺理成章。所以，中国现时法治理论与实践在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上，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占据主导地位。

前已叙及，建构论理性主义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采取的是一种旁观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它自上而下地要求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不屑于去过问现实的人自身的感受与生活计划。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基于这一认识立场，对法治采取一种理性设计、人为创造并强制加以贯彻推行的策略，它有意无意地把现实的人以及由人的历史和生活塑造的传统与习俗统统看作落后并需加以改造的东西，眼光盯着的是理性设计的人及其生活的理想和未来，对人及其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略了。显然，这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具有精英主义、国家（政府）中心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但由于它忽视且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忽视了现实的人的情感与生活要求，因而实际效果并不如意。

出于对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运作效果的检讨与反思，也出于对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警醒，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部分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而不是从建构主义法治观的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法律与法治问题。这一部分法学者和法律人⑼以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始终遵循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认识立场，反对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的理性狂妄，要求尊重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与实现，尊重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传统与习俗等既成社会规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渐进地推行所谓反映现代人类文明成就的法治。与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强调法治化过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社会自治作用，特别依重社会历史和习俗等本土资源对法治的生成力量而不信任精英人物对法治主观的理性设计与构想，它摒弃道德理想主义而持平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温和的渐进主义而反对激进主义。

从理论本身的逻辑来看，我更倾向于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但从中国法治实践的现实境况即历时性问题需要共时性解决来看，我认为必须认真看待这两种理论与实践主张。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看到了理性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努力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巨大影响与可能的改造，但它对此作了过高估计，而对社会既成的传统与习俗的作用又过分低估甚至根本忽视了。相反，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又低估了现代性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并不恰当地过分夸大了传统与习俗等本土资源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持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典型特点，就是呼吁并身体力行地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称其为"民间法"，称国家制定法为"国家法"（或"正式法"），也就是加强对我们一向较为忽视的中国农村社会规范（如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的研究。这固然不错，也有助于克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精英主义与城市中心义的倾向，但仔细想来它本身却又带着精英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痕迹，因为从事研究的学者只是从观察者与局外人而非参与者和体验者的立场来认知和理解所谓"乡土社会"的一切，他们对"乡土社会"的规范犹如生物学家对珍稀动植物品种（如大熊猫、银杏等）的保护、考古学家对珍贵文物的保护一般；而且，他们对"乡土社会"的认识是从城市的立场（唯有如此才形成对比）、对"乡土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的观察也是从"城里人"或"专家"的立场，并运用"正式"的话语来解释其意义的。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定性为"乡土社会"，本来就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基层而言的，⑽现代中国社会虽然的确还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但由于城市与农村各方面的交流（比如商品买卖、广播、电视、报纸、书刊在农村的广泛出现等），现时的中国农村恐怕已经无法再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了；而且，现时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借重"乡土社会"概念无非是用来表达与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活动空间"相对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它的确又根本就没有表达与"官方活动"空间同样相对的城市的社会活动空间；同样，"民间法"既然表达的是与"国家法"（或"正式法"）相对的社会活动空间的既存社会规范，当然就不应仅包括"乡土社会"的"民间法"，而应该还包括"城市"社会活动空间的"民间法"。所以，"乡土社会"、"民间法"、"国家法"等，同样无法概括整个中国现实社会的特点及其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存在的一般社会生活规范与国家制度法的实际情况。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实际上，无论是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所谓政府推进型法治），还是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所谓本土资源演进型法治），都从各自的立场与视角方面曲解了中国法治建设得以展开的客观现实，都不同程度地误解了现实的中国人及其生活世界。一句话，它们在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治建设得以进行而无法回避、更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即中国现时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三、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动于自然界并在彼此的求生活动中结成不同程度和范围互异的群体的话，它至今也无法超越一般的动物的层次而跃升为与生物界的猫、狗、羊、牛之类动物具有根本区别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与一般的生物界或动物界根本有别的社会界的出现。因为人的"群体固然是由一个个人聚合而成，没有一个个人也就没有群体，这是简单易明的。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人，已经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他们已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界。在这个层次里一个人不仅是生物界中的一个个生物体,或称生物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或称社会人。"⑾正是在由生物界上升到社会界，人才由动物变成了真正的人，人才开始了与动物根本不同的生活，人与社会的联系也才超越了动物与动物界的那种本能联系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经常的彼此塑造的互动关系。这就是说，"当人类跨越了某种智力界限之后，变得能够通过教育向他们的后代和邻人传递'知识、信仰、法律、道德、习俗'（引用爱德华·泰勒爵士经典文化定义中的项目），也能够通过学习从他们的祖先和邻人那里获得这些知识，这时，人变成了人。"⑿对此，费孝通先生作了详细的解释："社会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不仅不像其他动物群体那样依从生物的繁育机制吸收新的成员，也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每个人可以依它生物遗传的本能在群体里进行生活。在人的社会里，孩子须按社会规定的手续出生入世，生下来就得按社会规定相互对待的程式过日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待不同的对象，都得按其所处的角色，照着应有的行为模式行事。各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为了方便作个不太完全恰当的比喻，像是一个演员在戏台上都得按指定了的角色照剧本规定的程序进行表演。每一个歌手都得按谱演唱。社会上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模式，普通称为规矩，书本上也称礼制或法度。它确是人为的，不是由本能决定的；是经世世代代不断积累和修改传递下来的成规。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每个人'学而时习之'获得了他所处社会中生活的权利和生活的方式。不仅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不按这些规矩行事，就会受到社会的干涉、制裁，甚至剥夺掉在这个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真是生死所系。"⒀由此可见，社会的形成是在人的生活经验积累与总结之中自然发生的，而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而生的乃是社会常规、礼俗、习惯、制度与法律等社会规矩与章程，也正是这些社会规矩与章程在维持并推动着人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以，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探讨必须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开始，此即彼得·柏格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常识、人们组织日常经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经验方式，是探究必须由之开始的背景。"⒁不仅如此，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法律和法治存在、运行的背景，更是法律和法治存在和运行的产床与土壤、空间与环境。因此，法治的精神意蕴的养成，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的培育，必须也必然要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开，必须也必然要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进行。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主张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人对法的神圣信仰，乃是基于一个基本认识，即，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必须首先在不同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人与其群体和组织之间、人与其生活规程的规范与制度之间，建立某种最低程度的信任关系，而社会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文明的演化进步也表现了这种信任关系的范围的扩展、以及这种信任关系的稳定与变迁。正如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所说："信任是任何规模、任何种类的社会生活──它的合作与交换──的前提。没有起码的信任就没有社会，丧失掉一切信任就是社会的瓦解。"而"社会中信任系统的规模与性质是人性及人的能力所使然的。"⒂然而，任何人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认同与信任的圈子不断扩展之时，一个源自人性的、基本社会事实没有改变。那就是，社会中一个信任系统越大，其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弱、越单一；一个信任系统越小，其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强烈、越全面。一个人可以凭借优异的分数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凭借著名大学的文凭轻而易举地择业，可以凭借黄金走遍全世界的交易所。但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场冒险中时，谁是可以依赖的伙伴？当他陷入危难时，谁是他最后的守护者？"⒃由于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建立的社会信任系统主要在比较稳定的较小生活圈子中起作用，而当人的社会活动环境扩展了、社会流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动节奏加快之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不足以支撑该社会的结构与关系的稳定，于是要求建立新的信任系统，这就是人对制度的信任，而当这种信任不断得到强化之后人便会产生对制度的心悦诚服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便是人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信仰。对此，费孝通先生分析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⒄总之，对人及其社会而言，信仰是绝对必需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黎朋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人生和历史的真正因子，就是信仰。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它永远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一种信仰也许被人推翻，但继之而起的又是一种新信仰。假如一个民族的信仰发生变迁，必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随之而起。"⒅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构成其核心标志。而这种信仰之生成、持续与发展，是且不能不是在人的活动结构与形式、人的生活体验与环境，即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在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进行的。

第二，法治所体现和要求的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这种神圣信仰是人对制度的信仰，因而与迷信不同，而是基于理性，表现为一种知识。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给信仰下的定义就是："信仰是知识的一个形态。"构成信仰的这种知识包括四个方面，即信仰知识的基础部分"大都是无意间不自知觉地得来的。每每是无形间受熏陶感化暗示而来。"其次，"信仰的养成，主要的是基于具体的生活、行为、经验和阅历，而很少由于抽象的理智的推论。所以每见那能在生活中得教训，行为中得智识，人事方面的经验丰富、阅历多的人，常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以作他的事业的基础。"再次，"构成信仰的知识还有一个比较高深的来源，就是天才的直观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识度。"最后，"信仰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和想象的成分。"⒆以上四点，在我看来，无非是人基于社会之历史积累、当前的人的活动与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的要求与憧憬，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人和社会共享的有关历史、现实和理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产生、存在与更新和发展，毫无疑问，是立基于并且始终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相依存的，也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当中展开的。

第三，从社会人的形成的角度来看，信仰构成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格的一部分。正如著名思想家埃利希·弗洛姆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attitude)，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难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东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一种内心的态度，那么信仰的特定对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⒇所以，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性信仰，实际上体现的乃是人对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比较稳定的心态，因而也就构成法治人格的一部分。我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就曾说过："任何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须知任何物质文明都有其在心理方面的概念型作为底本。这种概念型是一个系统，亦可说是一套，每一个人在其心中都有大致相同的一套概念。人之同化于社会就是由于把这样的一套概念深深印在其个人的心上，变成了其性格上的一部分，即中国人所谓'习与形成'是也。"他认为，"凡具有规定性的都不外乎表示'秩序'。"而"社会的存在是靠着一种混合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有宗教性的，因为非如此不会有神秘性令人觉着神圣不可侵犯；又是有理性的，因为必须如此使人方觉得对，觉得说得通，觉得十分妥当；……因为非如此不能在人心上产生其信仰（即对于这个秩序的信心）及由信心而生的安适之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