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管理办法
北京市财政局



为了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效益，缓解支农资金的供求矛盾，完善财政信用。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市政府京政发〔1986〕52号文件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收取占用费的范围
国营农口企事业单位、农村合作生产组织、乡镇企业及专业户等其他部门，凡借用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均实行有偿占用，收取占用费。
对不遵守借款合同规定，逾期不归还周转金的单位，从借款到期之日起，改收逾期占用费。收取逾期占用费的周转金不再收取合同期内占用费。
二、收取占用费的原则
（一）区别情况实行差别费率。根据借款对象从事的生产、服务项目、受益的时间长短、经济效益高低等，实行差别费率收取占用费。
（二）期内占用费实行低费率。周转金属于特别性贷款，重点扶持开发性、示范性、服务性，并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生产、服务项目，期内占用费率低于银行同类项目贷款利率。
（三）逾期占用费实行高费率。为保证资金如期回收周转使用，对不按合同期限偿还的周转金，按高于银行同类项目贷款利率收取占用费。
三、占用费的费率
（一）种、养业、良种繁育、农业技术推广与技术承担等项目月费率为1．5－3．6‰。
（二）城镇青年就业生产周转金占用费月费率为2．4－4．8‰。
（三）农口企、事业单位、劳改企业和乡镇企业借用的周转金占用费月费率为4．2－6．6‰。
（四）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救灾项目的借用周转金，可免收占用费。对扶贫项目中个别见效快，效益高的项目可适当收取占用费，具体费率由各区、县自行决定。
在收取占用费时，各郊区县可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项目的经济效益，资金占用时间的长短和用款对象具体确定月费率。
逾期占用的周转金按月费率10‰收取逾期占用费。
四、占用费的收取
（一）那一级财政借出的周转金，由哪一级财政收取占用费或逾期占用费，占用费的缴纳人为周转金的直接使用者。
（二）负责向上一级财政统借统还周转金的下一级财政，同时负责向上一级财政统付占用费及逾期占用费。
（三）收款单位收取占用费和逾期占用费，应向交款单位开具正式收据。
五、占用费的计算与结算
（一）各郊区县财政局向市财政局统借统还的周转金占用费按月计收，不足15天的不计算占用费。超过15天的按整月计算占用费。资金借出日期以借出单位开户银行汇出日期起计算，借用资金单位还款期从其开户银行汇出日期起计算。
（二）占用费的计算公式：
合同期内占用费＝到期借款金额×期内占用费率×借款月数
逾期占用费＝到期应还未还的借款金额×逾期占用费率×超期月数
（三）占用费一般按月计算按年度结算清付。借款不足一年的，合同期满时一次结算清付；跨年度的，在年终结算清付一次。
各郊区县收取占用费的计算办法可自行确定。
六、占用费的用途
（一）周转金占用费，原则上用于补充财政支农周转金基金，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少量作周转金管理业务费。
（二）周转金占用费业务支出范围，购置。印刷开展周转金业务所必需的凭证、帐册、报表及宣传资料，组织项目调查，评估、考核的有关经费，购置必要的业务交通工具及其它必要的支出。
周转金业务开支，要编制计划，报经同级财政部门领导批准后执行，不准任意扩大开支范围，每季终了后5日内，各郊区县财政局要向市财政局编报《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收支情况表》，年终结余转入本级周转基金。
七、占用费的帐务处理
（一）根据《财政支农周转金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科目“其他收入”下增设“期内占用费收入”，“逾期占用费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三个二级科目。发生上述收入时，记本科目的收方。
（二）增设“其他支出”一级科目，下设“业务费”、“其他费用”、“缴上级财政部门占用费”三个二级科目。发生业务支出时，记本科目的付方。年终将“其他支出”科目付方余额转入“其他收入”科目的付方。其会计分录为：收：其它支出。付：其他收入。其它支出科目结转后
年终无余额。“其他收入”科目收付方相抵后的收方余额全部转入本级周转基金。“其它收入”科目付方余额不得大于收方余额。
八、本办法自1989年1月1日起执行。
九、附则
（一）本办法下达前所发生的借款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如到期不能还款，改按本规定执行，本办法下达后所发生的借款，一律按本办法规定办理。
（二）各郊区县财政局，可根据本区县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三）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市财政局。
附：《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收支情况表》



1988年12月31日
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云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思考。在苏联解体十几年之后，对其解体的原因进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从中科学地总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成为我们难得的反面财富。

. 一、打击腐败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先进的群众性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基层组织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党员，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一体化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将各地区、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通过对各种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通过自己普通党员的一致行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化解各种不满和矛盾。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革新”党向削弱党、取消党的方向发展，使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量，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里，由于联合了各民族先进分子的共产党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泛滥，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关键所在。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苏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证明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何等的重要，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像苏共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行不通的，像戈尔巴乔夫时期那样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实现改革开放方针，而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承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艰巨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以党代政使苏维埃实际上处于无权境地，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的重担，而且还在于从总体上说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未能处理好中央与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造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新的民族问题，形成民族隔阂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决的民族问题与地方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和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权各自的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吸引少数民族参政、议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同时，对于少数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分裂国家的势力，应毫不手软，坚决给予回击。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教训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谓的民主束缚住手脚，对民族主义一味姑息、迁就，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击不力，最终只能造成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四、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苏联解体的深刻根源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解决。60年代以前，苏联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等灿烂夺目，不仅联盟内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争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发生了信仰危机。然而自70年代始，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传统体制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增长缓慢，逐步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经济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与离心的新变化，苏联面临信仰和解体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必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点。一个国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历史上如此，现而今也是如此。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政权的活力、国家的活力和党的活力；经济的凝聚力同时也是政权的凝聚力、国家的凝聚力和执政党的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条件下，边境地区人心的向背和人员的流向，民族地区的向心和离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社会生产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团结的基础。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五、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
　“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⒀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总之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