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2001]168号




关于印发《2001年—2005年全国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按照中共中央《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发[2001]4号）精神，现将《2001年—2005年全国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本规划的原则和要求，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十五”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或具体实施计划。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支持，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抓好落实，使培训工作取得实效。

　　请于2001年12月31日前将本地区的“十五”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或具体实施计划报送我局。
　　附件：《2001年—2005年全国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二○○一年十月十七日



附件：

2001年—2005年全国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十五”期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重要时期，也是环境保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减轻环境污染，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时期。当前，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全民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的日益关注。面对环境保护严峻形势和实现“十五”环境保护目标，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国家环境安全的繁重任务，必须大力开展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全面提高环境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按照中共中央《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发[2001]4号）的要求，结合全国环境保护队伍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紧密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及全国环保工作重点，立足于面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面向与国际接轨，面向环境形势的严峻挑战，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环保干部队伍为目标，按照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新时期环保工作要求的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的高素质的环保干部队伍，确保“十五”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基本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紧密围绕环保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把理论学习与研究解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
　　——分类指导、分级培训，突出重点。通过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区分不同情况，分类别、分层次地开展培训。建立计划调训与需求培训相结合，多形式、多类别、多层次、重实效的环保干部教育培训机制。以地方各级环保局长岗位培训为重点，带动和推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境监督执法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注重培训质量，培训与使用干部相结合。加强培训需求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合理安排培训内容；优化师资配置，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考试、考核制度。要把培训、进修经历、学习成绩和运用理论指导环保工作实践的业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使干部教育培训真正成为培养、提高、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途径和激励措施。

　　——继承与改革创新相结合。认真总结以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继承的基础上搞好创新。按照环保工作创新的要求，遵循干部教育培训规律，不断更新教育培训观念，努力探索科学的人才培训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二、目标与任务


　　（一）主要目标

　　通过对全国环保干部队伍开展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各级各类环保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为实现“十五”环境保护工作目标、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培养造就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的高素质环保干部队伍；建立和完善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充满活力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优化配置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师资等资源，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使干部教育培训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二）主要任务


　　按照全面提高各级各类环保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思想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脱产培训和在职学习。
　　——把加强政治素质教育放在首位，着重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各种形式，重点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著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党的十六大精神，使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坚持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的能力，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继续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使广大干部精通或熟悉本职业务，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干部，从不同岗位职责要求出发，有所侧重，有针对性地进行环保方面的新理论、新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政策的培训。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现代管理知识、现代科学知识方面的培训。要把学习环保理论知识与研究环保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围绕着“十五”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当前环保工作创新中的难点，组织专题研讨，广泛交流各地环保工作经验，努力使广大环保干部精通或熟悉本职业务，提高领导水平、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本着学用一致的原则，鼓励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择专业对口、工作需要的专业进行学历教育，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的环境管理人才。

　　三、具体要求


　　（一）地方各级环保局长的培训

　　以建设高素质的环保干部队伍为目标，重点做好各级环保局长的岗位培训。坚持5年内不少于1次岗位培训制度。对各级环保局长岗位培训的重点是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法规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新理论、新知识、现代化管理技能等，着眼于提高领导、组织、指挥、协调能力和参与综合决策的能力。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总局负责省级和地市级环保局长的岗位培训；省级环保部门按照《县级环境保护局局长岗位规范》的要求，根据总局制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负责辖区内县（区）级环保局长的岗位培训。
　　总局将每年举办1期省级环保局长专题研讨班，每期安排30人，5年共培训150人；每年举办3~5期地市级环保局长岗位培训班，每期安排60人，5 年共培训900~1500人。各省级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县（区）级环保局长培训，5年内将本辖区内的县（区）级局长全部轮训一次。5年内安排200人出国（境）培训和考察。

　　（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行政领导的环保知识培训


　　总局和省、市、县环保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地方党委组织、宣传部门，按照中宣部、国家环保总局、教育部下发的《2001—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的要求，加大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和培训力度。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积极工作，将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环境与综合决策能力的内容层层落实到各级党校、行政院校和各类管理干部院校的培训计划中，并逐步开设环保课程。各省要对市、县环保部门提出要求，进行检查落实，并在年终时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情况报告总局。
　　（三）环境监督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以树立环保执法权威性和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为目标，继续加强对环境监督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新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环境行政执法程序、生态环境监督检查技术以及环境监督执法人员行为规则、职业道德方面的有关规定和知识等，着重提高环境监督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进一步促进环境监督执法工作的标准化建设。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总局将每年举办6期环境监理培训班，对省级环保部门环境监理人员、各级监理机构负责人和部分地市级环境监理骨干人员进行培训，每期安排150人，5年共培训4500人；地方环保部门负责一般监理人员的培训，5年内对所有环境监理人员进行一次再培训，共计培训35000人。
　　（四）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人员培训和环境影响评价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以提高执法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为目标，积极开展各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管理程序、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环境影响审查技术要点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等。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总局负责对省级环保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省级环保部门负责辖区内区、市、县管理人员的培训。5年内对所有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人员进行一次培训，共计培训5000人。对从事环境影响评价人员的岗位培训，着眼于提高环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准，保证环评质量。在坚持持证上岗培训的同时，开展环评项目负责人的提高性培训，以适应环评人员实行分级持证、注册管理的需要。总局将每年举办10期持证上岗培训班，每期150人，5年共培训7500人。每年按行业举办环评项目负责人高级培训班10期，每期80人，5年共培训4000人。
　　（五）环保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在继续开展对各级环境监测站长、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环境信息中心主任、宣教中心主任、放射性废物处理中心主任等领导岗位培训的基础上，根据调整人才结构、优化队伍组合、更新知识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科研、事业单位的人事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与考核体系，进一步延伸环保专业技术队伍的培训范围。要重点加强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的培养，尤其要培养一批环境监测、环境科研、环境信息、环境宣传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各级环保部门每年要举办各种类型的环保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同时，加强对环境标志、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保产业资质、有机食品等认证机构评审人员的培训工作，为我国加入WTO后，使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提供服务。环保专业技术队伍的岗位培训，着眼于提高本职工作中的专业技术水平，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为全面加强环保部门的能力建设，增强统一监督管理的基础能力，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顺利实现“十五”环保目标提供科学支撑和保障。
　　（六）机关公务员的培训


　　围绕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和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目标，依据国家公务员制度和法规，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机关公务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公务员具备以“依法行政与正确执行”为核心要求的基本管理素质，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素质、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职业技能。建立并完善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制度，逐步实行公务员培训证书管理制度。做好根据专项工作需要进行的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以及技能培训工作。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公务员参加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MPA 课程教育。 “十五”期间，组织对所有公务员进行环保专业知识的培训。专业知识培训课程包括1门公共课程和至少1门专业课程，公共课程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专业课程根据工作性质确定。此外，还要积极开展公文处理、办公自动化、外语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总局负责对总局机关公务员的培训，地方环保部门按照当地组织、人事部门的要求，做好本单位公务员的培训工作。
　　（七）西部地区环保干部的培训


　　对西部地区环保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等特点，将培训重点放在领导干部岗位培训上，着重加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及环保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努力提高各级环保干部参与综合决策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避免在西部开发中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总局将在5年内，争取对西部地区的省级环保局长和地市级环保局长进行一次轮训，同时开展境外培训。要对西部地区新建的100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市）、100个优美小城镇所在县（市）的环保局长进行岗位培训。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帮助西部地区培训省级环保部门管理和科研监测业务骨干；采取派专家到西部地区讲座、安排西部地区环保执法骨干到发达地区及国外学习、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加强对环境监督执法人员的培训。积极组织、协调东部较发达地区按照对口支援关系，采取代培代训、挂职学习、经验交流、信息共享等多种形式，加强与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交流与合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保障措施


　　（一）加快环保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和改革，充分发挥各级环保干部培训基地的作用

　　各级环保部门的宣教中心、培训中心是培训环保干部的主要基地。要建立环保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资格审查制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确定若干个国家级的重点培训基地和一批地方级培训基地；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培训资源配置，建立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培训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各级环保培训基地的整体功效，实现培训效益最大化。
　　（二）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为培训工作提供师资保障


　　加强对现有教学人员特别是中青年教学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采取进修、承担科研课题、到地方环保部门挂职锻炼等方式，努力提高教学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还要从总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中选聘专业水平较高，教学经验较丰富的专职或兼职教师建立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动态管理的师资库，优化师资配置，为培训工作的开展提供师资保障。
　　（三）加快教材建设，为培训提供高质量的精品教材


　 修订、完善《省、市（地）、县三级环境保护局局长岗位规范》；根据环保工作的主要专业，分专业制订相应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规范；根据岗位规范的要求，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各类环保干部培训教学大纲，调整培训内容，修订、编写、出版实用性强、具有权威性的环保系统岗位培训系列教材。各省级环保部门可根据环保干部教育培训的实际需要，在统一规划、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组织编写有地方特色的培训教材。
　　（四）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培训信息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建设


积极采用电化教育设施和计算机等多媒体手段开展教学，逐步发展利用远程教育网开展干部教育培训。要学习和运用现代化教育的培训方法，采取案例分析、工作经验交流、专题研讨以及实地参观考察等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员参与程度，注重能力培训。
　　（五）进一步规范、完善培训规章制度，保证培训计划的落实


　　加强环保干部教育培训规章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策、规章、制度、计划对培训工作的指导调节作用和对培训计划执行的监督保障作用。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充分发挥干部双重管理的作用，将干部培训与干部考核制度相结合，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干部培训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培训工作的活力，保证培训计划的落实。
　　（六）加强与国际交流，进一步拓宽培训渠道


　　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对环保工作重视和环境领域国际合作项目较多的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争取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和双边资助，建立境外培训的长期合作关系，确定一批中长期培训合作项目，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环保管理经验，进一步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总局将做出具体安排，并负责组织实施出国（境）培训计划。
　　（七）切实保证培训经费的投入


　　根据中共中央《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要求，环保干部教育培训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在现有基础上每年有所递增，保证培训任务的完成。对重点培训项目，要给予保证。各级环保部门还应积极拓宽培训途径，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同时，要加强经费的管理，提高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益。培训收费要严格执行财政、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坚决制止乱办班、乱收费、乱发证的不正之风。
　　五、领导与管理


　　（一）各级环保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

　　各级环保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双赢”、保障国家环境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环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环保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一把手”负责，分管领导亲自抓。要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管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事关方向、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和培训机构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应列为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工作业绩的基本内容之一。
　　（二）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类管理的管理体制


　　总局负责制定全国环保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政策协调、业务指导、监督检查等工作，并及时下达年度调训计划，定期对培训规划、计划和各项培训政策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总结。省级环保部门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本单位的培训规划和计划；积极协助落实总局的调训计划，安排人员按时、按计划参加培训，保证国家培训计划的落实；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地区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归口管理并指导全国环保系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各级环保部门的人事部门也要有相应人员负责并指导本地区、本单位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体的培训项目，可在人事部门的组织、指导下，由相关业务部门组织实施。各级环保宣教中心要协助同级环保部门的人事部门具体实施培训工作，发挥其在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地方环保干部培训基地应主动面向干部培训需求，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提供优质服务。
　　（三）加强和改进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


　　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制度，由总局牵头，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国环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交流各地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情况，对规划、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检查，部署下一阶段培训的工作；商议有关干部教育培训政策、管理办法、改革措施等重大问题，作好沟通协调工作。
　　（四）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干部管理工作中，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充分发挥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的作用，各级环保部门要积极配合党委组织部门，把干部培训制度与干部考核管理制度结合起来，把培训成绩作为考核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使培训与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职称等相结合，建立行之有效的干部培训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培训工作的活力，保证培训目标的实现。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