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等与上海化工研究院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40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则由人民法院指定。在发生法定的四种情形时，当事人可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

三、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化工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院”）自1961年开始立项研发、生产15N标记化合物，至1989年建成了15N标记化合物年产量为2.2千克的1号车间，1999年起向国外出口99％高丰度的15N标记化合物。在被告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索托普公司”）生产15N标记化合物之前，原告系国内唯一生产15N标记化合物的单位。
原告化工院为保护其自行研发的科研成果，自1997年开始，陆续制定了《科技档案借阅、保密制度与立卷及归档范围》、《关于经济工作中的企业秘密及其管理办法的规定》等规定。根据上述保密制度，化工院将15N技术的所有资料存档并列为“秘密”等级。
被告陈某于1992进入化工院15N生产车间工作，1999年12月起担任15N车间组长、工程师，全面负责15N的生产和管理工作，能够查阅15N技术资料、工艺图纸等，熟悉掌握15N技术的生产工艺和装置等。被告强某于1995年8月进入原告化工院15N生产车间工作，1998年调入15N标记化合物合成组，主要从事15N标记化合物合成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熟悉掌握15N标记化合物的合成等技术。被告程某在原告化工院下属的有机所工作，担任工程师。
2001年上半年，被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苏州公司）的李某、李乙和王某等人共同商量出资成立一家生产15N标记化合物的公司，并通过被告程某介绍认识了被告陈某、强某。此后，被告陈某向其姐夫沈某借款并以沈某的名义参与投资，被告强某让其表弟丁某参与投资，与李乙、王某等四人共同出资，于2001年7月成立了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李乙担任法定代表人。
在埃索托普公司的筹备成立阶段，当时还在化工院工作的陈某即以埃索托普公司的名义到加工单位为埃索托普公司定制、验收了部分生产设备。埃索托普公司成立后，程某又先后怂恿陈某、强某到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工作。2001年7月陈某从化工院辞职；2002年2月，程某从化工院辞职。同年5月，强某也开始办理从化工院离职的手续，并在未办妥辞职手续后自行离职。
进入埃索托普公司后，陈某利用其在原告处工作时掌握的15N技术，为该公司筹建了与原告相同的15N生产装置，并负责15N车间的生产管理；被告强某从事15N标记化合物的合成工作；被告程某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
2003年3月14日，化工院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举报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5月和8月先后作出了上述四名被告的行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一审判决和终审裁定。被告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程某和被告强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被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原告化工院认为，15N技术是其商业秘密。被告陈某、强某在明知15N技术系其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将该技术泄露给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被告程某明知陈某、强某熟知原告的15N技术秘密而组织其到埃索托普公司工作，并使用陈某、强某泄露的15N技术；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在明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仍帮助其进行销售。上述五名被告的行为共同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犯。故诉请法院判令：1、五被告停止侵害原告15N技术的商业秘密，不得使用或对外泄露；2、销毁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用以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专用设备；3、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二百余万元；4、被告汇鸿苏州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十六万元；5、上述经济损失共计二百三十余万元及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由五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五被告在报刊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另查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科委”）接受普陀区公安分局的委托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和三份补充意见。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为：一、原告化工院生产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存在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二、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与原告的生产技术和装置基本相同；三、依据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提供的有关公知技术的资料，不可能设计形成该公司目前使用15N的技术和生产装置。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化工院的15N标记化合物的涉案技术是其长期研发的成果，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被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故该技术属于其合法取得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在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理阶段均未向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提供《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两份关键技术文件，在民事案件审理中，被告单方面提交给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又无法被确认，故鉴定机构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法院不予采信。
被告陈某、强某系原告化工院的主要技术人员，知悉15N技术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并负有保守该商业秘密的义务，但被告陈某、强某违反原告的保密要求，披露并允许被告埃索托普公司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程某明知陈某、强某知悉原告的商业秘密，介绍其到埃索托普公司工作并帮助该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明知陈某、强某知悉原告的商业秘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根据相关事实可以认定，在被告埃索托普公司成立之前，被告汇鸿苏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已参与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的筹备工作；在埃索托普公司成立之后，被告汇鸿苏州公司与被告埃索托普公司又互有分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负责生产侵权产品，被告汇鸿苏州公司负责销售侵权产品。因此，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汇鸿苏州公司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在明知被告埃索托普公司生产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仍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与其余四名被告共同构成商业秘密侵权，五名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民事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埃索托普公司、汇鸿苏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原告化工院15N技术商业秘密权利终止之日止，停止对原告化工院上述商业秘密的侵害；五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启事消除影响（原告要求五名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化工院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30万元，其中被告汇鸿苏州公司应赔偿原告化工院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
判决后，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不服，共同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主要是：上海市科委不具备鉴定资质，且其专家未出庭回答问题，故其鉴定结论应为无效；被上诉人15N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本身来源于国外公知技术，同时被上诉人单位的专家对其研发成果撰写了系列论文和专著公开发表，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和“采取保密措施”的要件；上诉人根据国内外公知技术可以在短时期内研发成功15N等。因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原审被告陈某、程某、强某则均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认为自己未侵犯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
上海市高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
一、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权利人依法取得的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本案被上诉人化工院的15N标记化合物系其合法取得的商业秘密，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并实施了侵犯被上诉人该商业秘密的行为，故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二、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其鉴定结论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等规定，可知本案一审判决认为：“上海市科委是当时上海市法院认可的具有鉴定能力和鉴定资质的鉴定机关”并无不当。上海市科委组织的鉴定专家是在审阅了相关资料和文件、听取了当事人陈述和进行现场勘查的基础上作出了鉴定结论，其鉴定行为并无不当。且本案一审庭审中，上海市科委委托的有关鉴定专家也到庭接受了质询。一审法院经过对有关证据的审核认定，并采纳其鉴定意见，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至于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出具的咨询报告书，因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在一审中对《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这两份关键技术文件的真实性未能以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对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不予采信，也于法不悖。
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15N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和“采取保密措施”的要件，并称其根据国内外公知技术可以在短时期内研发成功15N技术。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单位的有关专家虽然对其研发的涉案技术成果公开发表了有关的论文等，但根据鉴定结论等证据反映，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并未披露被上诉人的涉案技术秘密。而上诉人尽管陈述了多种辩称的理由，却始终未能提供其研发涉案技术秘密的研发资料及相关技术数据等证据，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上海市科委专家鉴定报告的结论。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为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是否具备鉴定资质，其鉴定结论是否有效。对此，法院根据相关法律、管理规定，认可了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及鉴定结论的有效性，并据此判决五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那么，鉴定机构是由谁选择的，怎样的鉴定机构具备民事诉讼上的鉴定资格，而在发生怎样的情形时，法院才会准许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呢？
鉴定，是指法定鉴定部门或指定鉴定部门中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依照法定程序做出鉴别和判断的一种活动。一般而言，法院只有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法院认为鉴定结论是审理案件所需的证据（包括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时，才会依职权主动启动鉴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六条可知，鉴定的启动都是由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提供相关的鉴定机构情况介绍及鉴定人员名单），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据此，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选择，实行以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为原则，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指定。同时，《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申请鉴定或不提供有关材料的，还须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那么，在发生哪些情况时法院会同意准许重新鉴定，申请重新鉴定又是否有次数限制呢？根据《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另外，根据《规定》二十五条第二款：“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而关于申请重新鉴定的次数问题，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作明确规定，故只要符合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的，当事人都可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次数的限制。至于重新鉴定的机构和人员确定问题，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作规定，故可视为仍和第一次申请鉴定一样，由当事人重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
本案中，上诉人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提出鉴定机构上海市科委不具备鉴定资质，其专家未出庭回答问题，故其鉴定结论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显然不属于法定的四种情形之一，并且其也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因此，二审法院肯定了鉴定结论的效力，驳回了二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的做法显然是正确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中也对法定代表人作了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简单通俗地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行为，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就可以代表公司，而不需要公司另外授权，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对公司的经营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代表权

　　事实上，公司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管理调控关系，而民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代表权是法人赋予其内部人员的权利，而代理则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授权关系。

　　代表权不同于代理权的两点在于：第一，公司法上的代表权是指代表权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而享有的对外代表公司的资格或地位。亦即前文提到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活动，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该公司。第二，公司法定代表的代表权并非由公司股东授权而产生，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而产生的代表整个公司的权利。

　　可以看出，为代表行为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代表行为需要是出于职务本身的要求，并且进行代表行为的主体需要来自法人内部。

　　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及其效力

　　我国现有的关于法人代表的规定只规定了法定代表行为，却没有涉及到现实当中存在的大量非法定代表的代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表行为的范围及责任承担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如《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监事挪用公司资金等行为的规定等都没有详细说明，而对法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等也较为笼统。加之现实生活当中，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一切有关公司的活动，通常情况下，公章、格式合同等均由其保管，这些都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越权代表行为的典型形态包括超越法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超越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和其他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等。对于以上几种典型形态，按理来说毫无疑问应当视为无效。然而这往往不利于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公司在对自身不利时以“越权”为借口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在事实上设立了不公平的交易程序，使公司处于越权责任和风险之外，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从长远利益考虑，越权无效也不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立法渐渐由越权无效发展为越权效力待定甚至完全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根据《合同法》注释本的解释，该法条即是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法律规定他们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究其原因，无非是考虑到对于合同相对人而言，一般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规定不应对合同的相对人构成约束力，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当然，若合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是超越了权限，而仍与之订立合同，则具有恶意，此时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条所谓的超越权限，主要指以下两方面：一是超越授权范围的越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虽然超越了公司授权范围，却仍在公司经营范围之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不超过公司经营范围的越权行为有效，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类比于表见代理而得出“表见代表”的结果。相应地，表见代表行为的构成也需要越权人具有法定代表权的外观，并且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越权人具有该代表权而与之进行交易。此种情形之下，法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该越权行为如果造成了对法人的损害，越权人还应当对法人承担损害赔偿的内部责任。】

　　二是超越经营范围的授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十一条也有“公司应当在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法没有以反面方式对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因此不宜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直接无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法人的经营范围理解为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对外不对相对人发生效力较为妥当。因为法人的经营范围只是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机制，这样的限制只具有内部效力。相对人善意地从事交易活动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其章程中关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规定进行审核，不应当加重相对人的责任，也不应当增大交易成本，阻碍经济流通。具体而言，代表人因其职权与公司产生联系，这属于内部关系，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依其外观存在的职务而产生信赖，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表权并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代表权产生怀疑。因此相对人只要能够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应当算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可以认定代表人享有代表权。即便代表人行为超越章程，也只能因其是内部限制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是由公司对相对人承担责任。类似地，《公司法》也将法定代表人不代表或者超越代表公司的行为定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即当法定代表人越权时，公司承担外部责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承担内部责任。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应当认定代表行为有效。该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当然，从其表述来看，《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如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善意第三人，其举证责任在于被越权代表的法人。应当说，法人的举证责任相对较重，现实中法人很难举证证明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况下仍与之缔约。不过，非善意相对人有两种情况，即恶意相对人和过失相对人，该条不予保护的相对人既包含恶意相对人，也包括过失相对人。也就是说，相对人恶意或者过失与越权代表人缔约都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越权的法人只要能够证明相对人在缔约时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系越权代表的事实，就可以不受越权代表行为签署的合约的约束。此时的相对人即使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恶意，也存在应知却不知的过失。

　　四、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防治

　　综合以上阐述，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的行为或是超越其代表权限实施的行为，法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及经济效益、秩序，倾向于认定其有效。然而，这就不得不考虑一种特别的情况：如果法定代表人故意滥用代表权损害公司利益呢？为了最大程度防治类似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可有以下措施：

　　首先，既然法定代表人受到与公司之间的内部限制，那么加强这种内部限制的限制力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竭心尽力对公司事务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公司应当视情况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进行惩戒。诚然，法定代表人越权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相对人三方利益俱损，然而，出于对越权行为的惩戒和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之权衡考虑，可以适当减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责任。通常而言，由于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一般过失越权行为不宜采取过重的责任追究，避免加大行为成本。但若是由于重大过失或故意而发生的越权行为，则需要法定代表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

　　其次，逐步建立法定代表人对于相对人的责任制度。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区分为有权代表、无权代表或表见代表。有权代表的情形中由法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对于无权代表的情形，由于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双方均存在过错，各自于范围内承担责任较为公平。而针对表见代表的情形，尽管《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认为是法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但应当排除法定代表人由于重大过失越权代表或是滥用代表权的情形。若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无权代表（如已经离开公司等）而仍与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应当由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负担责任；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导致法人破产，此时规定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责任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董事与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价值取向值得参考，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定代表人依照法人的意志行使代表权，从而限制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同时也保护了法人和向对方的利益。

　　当然，为了防治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发生，积极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为落实监督，法人成员、法人、债权人等由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当有权请求其停止损害，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日本《商法》便规定，因董事进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围内行为和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对公司产生不可恢复之虞时，6个月前起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为公司请求停止董事的请求。不过，停止请求权有效的前提应是与相对人达成协议之前，否则不得行使该权利。这种立法价值拓宽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监管途径，值得借鉴。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