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柬埔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全文）



2012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一、应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12年3月30日至4月2日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分别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参议院主席谢辛亲王、国会主席韩桑林亲王和首相洪森亲王。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二、双方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中方对柬埔寨人民在西哈莫尼国王和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领导下，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拓展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柬方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相信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三、双方一致认为，自1958年7月19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柬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全面推进，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柬关系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双方认为，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中柬两国深化战略互信，密切务实合作，不断丰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四、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全面扩大和深化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加紧制定落实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并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

　　(一)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的良好传统，两国领导人将继续通过双边互访、多边场合会晤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经常性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加强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柬友好合作关系的正确方向。

　　(二)充分肯定党际交流合作对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意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和两国执政党交流合作备忘录，保持两党领导人互访，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交流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三)从战略高度重视和深化中柬经贸合作，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规模、质量和水平。

　　第一，结合各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对双方务实合作的统筹规划，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双方一致同意，2017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50亿美元，在现有的25亿美元基础上实现翻一番。

　　第二，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现有经贸合作项目。中方愿继续为柬埔寨国家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支持柬埔寨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探索新型合作模式，采取多种形式增进合作效益。中方积极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农业、工业、旅游和合作区建设等重点领域与柬方加强合作。

　　第四，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

　　(四)深化两军合作，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各层级人员往来，密切开展军事训练、人员培训、院校建设、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

　　(五)进一步深化两国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加强执法部门高层互访和业务团组交流，推进在打击跨国拐卖人口犯罪和电信诈骗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禁毒、执法能力建设领域以及在案件协查等方面的高效、务实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做贡献。

　　(六)充分发挥各领域对口合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传媒、体育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双方决定，将2013年中柬建交55周年确定为“中柬友好年”，共同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扩大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加强青少年友好交往，培养中柬友好接班人，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使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七)柬方重申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继续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方对柬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高度赞赏。

　　(八)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等多边论坛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五、中方支持柬方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东亚合作所做努力。双方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密切合作，坚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支持将发展作为区域合作的主题，共同推动东亚合作健康发展，为维护地区稳定、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六、双方愿密切配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年来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互联互通、社会文化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七、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相关机制继续坚持东盟主导、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照顾各方舒适度等行之有效的原则，深化“建立信任措施”(CBM)，重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双方重申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共同努力，推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尽早生效。

　　八、双方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应继续遵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宗旨和精神，充分发挥《指针》等现有各机制的作用，推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办好年内举办的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研讨会。大力推进南海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使南海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九、双方一致认为，胡锦涛主席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胡锦涛主席对西哈莫尼国王以及柬埔寨政府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所给予的隆重、热情和友好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谢，邀请西哈莫尼国王方便时再次访华，西哈莫尼国王对此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二0一二年四月二日于金边




浅谈道路交通中的事故认定
程超
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有数十万起，其中绝大多数案件要经过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无论是作为交通肇事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还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以及交警部门对违章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认定书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交通事故认定机制却一直为各方所质疑，司法实践中对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以及是否具有可诉性也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即使《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对此质疑仍有增无减，笔者拟就肤浅的认识参加探讨，以求指正。
一、 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比，2004年5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事故认定的几点变化。
1、《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该法删除了“责任”二字，即取消责任认定，改为事故认定，并将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界定为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体现了该法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和理念上的变化，也使交通事故的处理更加淡化了行政色彩。二是删除了“道路”二字。在该法施行前，交通事故分为道路交通事故和非道路交通事故，后者不属公安机关责任认定的范畴；而该法实施后，公安机关对道路以外的事故也要作出认定。
2、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2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消的决定。”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公安部制订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都不再规定重新认定程序，也反映了公安机关职能的转变与重新定位。笔者认为，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或者诉讼中，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质疑，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调解机关或者法院可以不采用这种证据，因而也就没有必要申请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重新认定。
3、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条将交警部门的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说明交警部门的调解不再是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必经前置程序。
4、《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这不同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本办法所称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新法将交通事故原因规定为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而不仅仅指过失）和意外，而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则仅仅规定“过失”一种情形。由于后者的这一规定，过去有人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或仅仅是过错责任。因此民事法官往往过分看重交通事故认定，常常以交通事故认定中的责任认定作为判决当事人赔偿责任分担的依据。
5、公安部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还依据事故的种类分别出具两份名称不同的认定书：一种是按照简易程序处理而制作的“事故认定书”，一种是按照普通程序或一般程序处理而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其内容与格式有些不同。笔者以为，尽管可以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适用不同的程序来处理交通事故，并根据两种程序的不同特点在内容上有所差别，但不宜对采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只写明为“事故认定书”，以免引起误解—难道依据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就不是“交通事故”？
二、 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及是否具有可诉性
许多人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受到以下二方面的误导：一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了交通警察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必须对事故作出交通责任认定，并由此推断其行为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因为交警将会依据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也会依据交通责任认定来确定当事人各方的责任。笔者以为交通事故认定并非是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理由如下：
（1）、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没有强制力。新法已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承办人对交通事故客观的记录和评估，是承办人履行职务，完成工作制作的文书，并不代表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意志。无论是在公安机关主持的调解阶段还是因当事人对损害赔偿有争议起诉到法院，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使用，均与其他证据无异。在诉讼阶段，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由审判人员决定，即审判人员依据证据采信规则，视具体案情事实、双方当事人质证、辩论情况，做出采信、不采信或部分采信的选择，最终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成为一份有效力的证据被采信，决定权在审判人员。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仅没有强制力，其效力也处于待定状态。
（2）、交通事故认定没有给当事人设定权利义务。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设立、变更和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对法院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是对事实的认定以及事故成因的分析，是一个专业技术性的分析结果，这个认定书具有证据的效力，而不是进行赔偿的当然证据。即使在行政处罚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只是行政处罚的依据，其本身并不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只有依照交通事故认定作出了行政处罚，才能对当事人设定权利义务，这时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并不能够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并没有直接设立、变更和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3）、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具体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拘束力、执行力。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合法与否，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由于交通事故认定并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对相对人来说也就没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服从乃至履行的义务。在当事人其后有可能提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民事诉讼中，交通事故认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在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而提起的刑事审判时亦是如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具有可以实现的内容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也就不存在相对人履行或者不履行该义务，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强制其履行的问题。
（4）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1992年12月1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这也是人民法院一直以来对单就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予受理的主要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关于对交通事故认定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司法界也有不同的看法。2005年1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针对湖南省人大常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请示明确指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证据使用，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至此，关于交通事故认定是否是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答复。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证据的一种—鉴定结论
（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如责任认定过程中所涉及的路况安全工程鉴定、车况技术鉴定、痕迹鉴定、车速鉴定、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等一系列专业技术鉴定，都无不表明责任认定工作的技术性、复杂性和法律性等特征，在目前条件下只有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有事故认定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因此，应由他们运用专门性知识，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后，出具结论性意见。
（2）、交通事故认定只是一种评价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与鉴定、评估一样，是以评估者的专业技术为基础，以居中者的身分，通过技术手段对事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作为评价者是处于事件之外的。就评价行为而言，其评价行为与国家职能无关，如伤残鉴定由法医学会作出，物价评估由价格评估机构作出，这些学会和机构都与国家职能无直接联系，评价的资格来源于其掌握的技术和国家对其资质的认可，作出的评价结果只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无须强制执行。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
（3）有人指出，鉴定结论应当允许申请重新鉴定，而《新交法》取消了对交通事故认定的重新认定，以此来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是鉴定结论。笔者以为，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根据之前的检验鉴定来做出的，而这个检验鉴定是有一次重验机会的。交警部门在接到检验鉴定结论后须在两日内将检验鉴定结论复印件交给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对检验鉴定结果不服，则要在接到检验鉴定结论复印件三日内提出重新检验、鉴定的申请，否则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旦作出，交警部门是不作复议的。因此，当事人是可以通过申请对检验鉴定重新检验来达到事实上对鉴定结论的重新鉴定。
四、如何审查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一种证据，应当具有证据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加以审查判断是证据使用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有个别交通管理人员因业务知识、实践经验限制，或接受贿赂、徇私舞弊等而作出了与实际不相符认定。作为公诉机关，在审查交通肇事案件中，必须改变过去完全依赖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指控犯罪的做法，从观念上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普通证据来看，以事实为依据，以道路交通法规为准绳，结合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等原始材料，对其加以审查判断，看其认定是否合理合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时给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救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庭审过于被动。
（一） 程序上如何审查、判断
（1）、作出事故认定书的交警人员是否具有鉴定资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事故认定须由两名以上具有事故鉴定资格的交警人员共同作出，在审查事故认定书时要查看上面是否加盖两名交警人员的事故处理专用章。
（2）、是否保障了事故当事人的救济权利。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对事故认定不服可以申请重新认定的规定，但可以申请重新检验鉴定。如交警部门没有将检验鉴定结论复印件交给当事人，告知其享有的申请权利，无疑阻塞了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使之处于不利地位。
（二）实体上如何审查、判断
（1）、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违章行为与所引用的交通法规是否一致。如笔者正在办理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交通肇事一案中，交警部门认为事故原因是张某避让措施不当，但在引用条款上引用的却是不准超速驾驶的规定，这样的认定书就很难让人信服。
（2）、对肇事逃逸等加重情节的认定是否正确。如笔者承办的李某交通肇事一案，公安机关认为无论犯罪嫌疑人肇事时是否知道撞到人，只要离开现场就是逃逸。笔者认为逃逸是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评价，不仅要有离开现场的客观行为，还要有明知撞到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肆意逃离的主观故意。就现有证据而言不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这种主观故意，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查，后交警部门取消对犯罪嫌疑人肇事逃逸情节的认定。
（3）、公安机关作出的责任划分是否正确。现实中有些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的肇事司机，为了能向保险公司多索取保险赔款，明明只应负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却主动向交警部门要求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对他们来说，反正以后也不准备开车，被吊销驾驶证也无所谓，即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是缓刑，反而是能多争取保险赔款更为实际。
五、 现行交通事故认定机制和救济途径上的弊端及改革设想
交通事故认定作为一种证据，不能申请复议，也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只能在诉讼中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采信。但问题是仅通过这个途径，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保障吗？问题一：如前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由法官在诉讼中审查，但是法官并非万能，他们或许是精通法律的专家，但他们并不是研究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完全寄希望于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问题二：当事人在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让当事人举证推翻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对当事人来说是否公平？现场的勘验、检查，对证人的调查等方面的证据均掌握在交警部门手中，要求当事人自己去搜寻足够的相反证据来推翻作为国家机关的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谈何容易？而且公安机关一旦认为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该当事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机会去收集证据更别说推翻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了，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问题三：如果经交警部门认定一方当事人负全部责任，也就不可能要求其他人赔偿，即其找不到适格被告，所以也无法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更谈不上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要求法院推翻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在对方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前，其责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证据可能无法取得，被认定负全部责任的事故当事人要推翻事故责任认定变得越来越困难。问题四：交通肇事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纠正错误的责任认定，对当事人来说救济是否及时？只要根据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责任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人身自由将受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即使责任人对该责任认定不服，也不能对该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只有在法院开庭审理时，由法院审查对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才能解除责任人的人身自由限制。这给事故责任人的权利救济太晚了，无法有效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鉴定，不能由一般鉴定机构作出，可以仿效法医学会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模式，成立独立于公安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具体方案设计如下：1、人员组成，鉴定委员会的成员由道路交通、城市管理和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组成。2、机构设置。在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设立县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交通事故的首次鉴定；在设区的市设立市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不服一般交通事故责任初次鉴定的再次鉴定以及对特大交通事故的首次鉴定；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设立省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特大交通事故的再次鉴定。3、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重新认定的程序。公安交警部门认为需要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一律提交到交通事故委员会，由鉴定委员会统一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可在接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笔者认为，一旦在全国实行这样方案，可以解决目前交通事故认定机制和救济途径上的弊端：1、明确了事故认定性质。事故认定由作为社会团体的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显然是一种技术鉴定结论。2、保证事故责任认定的准确性和统一性。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由公安交警部门的经办民警作出的，由于民警素质参差不齐，很难保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准确性，而且同一案件如果由不同民警经办的话，可能责任认定的结果也不一样，造成事故责任认定的公信力下降。而成立事故鉴定委员会，由于委员会成员都是研究交通事故方面专家，由他们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较高的质量，而且全县案件的事故责任认定由他们统一作出，保证事故责任认定口径一致，使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较高公信力。同时也解决了交警人员既是侦查人员又是鉴定人员不符合鉴定结论规则的困扰。3、若不服事故责任认定，救济途径通畅，当事人举证义务大大削弱。即使事故当事人涉嫌交通肇事被限制人身自由，只需要申请重新鉴定，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就有义务去全面审核。4、对当事人权利救济非常及时。若确属责任认定错误，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就会予以纠正，不用等到刑事审判开庭。5、改变了将所有的救济希望全部寄托在没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身上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