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

王礼仁


【正文】

　　一般之序，载于著作之首。然因拙著于出版之际，诸事汇聚，忙不暇接，未及写序。 [1]为补其遗缺，乃另著文以言未尽之意，是为别序。

　　德国著名社会学者滕尼斯教授，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日本身份法之父中川善之助教授，则将人类社会之结合关系，分为“本质的结合关系”与“目的的结合关系”。 [2]台湾地区学者戴氏《亲属法》将亲属之共同生活分为保族生活与经济生活。 [3] 无论是“共同社会”，还是“本质的结合关系”或“保族生活”，都是指身份社会或身份关系的结合，它是与“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 等财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本质的社会结合关系。 而“利益社会”、“目的的结合关系”或“经济生活”关系，则是一种利益结合关系或财产关系。目前，对于上述两种不同之社会结合关系，一般用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与契约关系）加以区别表述。

　　民法学上关于“身份”的范围，学者有不同认识，由于拙著将“身份” 的范围界定在亲属法范围内，故本文所说的“身份”，当然是亲属法范围内的“身份”。所谓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是指法学研究的一种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重视身份法（亲属法）到重视契约法（财产法），乃至忽视身份法的研究过程。

　　由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则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法学研究是否符合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是否与之同步？是否存在偏离其发展轨道的现象或顾此失彼？这些都值得反思。笔者认为，目前的法学研究，与这种社会运动的内部规律不相协调，在民法研究领域里，忽视或轻视身份法研究，使身份法研究过于冷落，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尽管身份法研究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长足成就（这已有多位教授写过综述性回顾文章，我不再赘述），但身份法研究与财产法相比，是落后的；与身份关系的社会需求，是不适应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身份法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与身份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

一、身份法研究现状令人堪忧

　　目前，我国身份法研究的基本现状，有两个特征：一是整个民法研究领域（包括司法）的基本形势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财产法研究，轻身份法（亲属法）研究。二是在身份法领域也是重契约轻身份，即重身份财产研究，轻单纯身份关系研究。其具体表现为“两少一多”。

　　（一）身份法出版物少

　　在各种法学理论期刊中，很少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核心期刊刊载身份法研究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我随手翻阅了2008年的《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商研究》等核心刊物，没有刊登一篇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在专著方面，研究亲属法的专著不多，有许多空白领域尚无人问津。至于研究单纯身份关系的专著更是空白。

　　（二）身份法研究学者少

　　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统一的民法典，婚姻法与其它民事法律规范在立法上的分离现象，可能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民事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分离（亲属法与其他民法分离）现象。又加之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更加剧了财产法与身份法研究不平衡的距离。研究民法（狭义）者，不研究亲属法，民法研究存在严重的偏科现象。除长期研究亲属法的一些学者外，多数民法学者不研究亲属法。大多数民法学者，没有亲属法专著或论文，甚至有些民法学者对亲属法还是一个盲点，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在一些重要刊物或新闻媒体上，也常常发表错误观点。诸如亲子关系不能推定；民法上的欺诈等无效民事行为，完全可以直接适用婚姻等身份行为；甚至还有学者连人事诉讼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都不了解，著文建议取消离婚调解制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整个社会的运动是一个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重契约轻身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性，但像我国大陆如此轻视身份法的现象，尚不多见。在我国台湾，研究亲属法学者众多，不仅有戴氏三代研究亲属法者，还有史尚宽、王泽鉴等一批 “全才” 型民法学者。我国大陆民法学界，虽有“全才”型民法学者，如长期从事亲属法以外学科研究的学者杨立新教授、余延满教授亦有亲属法专著。但像史尚宽、王泽鉴这样熟谙财产法与身份法的大师级民法学者，还是不多。在外国民法学者中，偏科现象也没有我国如此严重。大凡一些知名学者，对财产法与身份法，均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的《德国民法总论》、卡尔·拉伦茨的《德国民法通论》，都有关于亲属法的精辟论述。我国学者在研究民法总则的专著中，则少有提及亲属法者，民法总则几乎成为单纯的财产法总则。

　　学术研究自由，无可非议。但重财产法，轻身份法，使亲属法轻到不可再轻的地步，其背后原因，值得反思。

　　（三）身份案件审判问题多

　　不仅出版业、学者对身份法研究不重视，司法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对身份法的研究也不够。在最高人民法院多年的科研项目中，一直没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调研课题。在整个司法领域也存在轻身份法，重财产法的现象。因而，婚姻等身份案件的审判质量不高，问题很多。

　　我对本市近年的二审婚姻案件进行了分析，竟然发现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属于“问题案件”。也就是说，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在审判程序或处理结果上存在问题。 [4]当然，这些“问题婚姻案”，并非都是错案，主要是程序上和实体处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判程序上，将婚姻等身份关系诉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其人事诉讼的特点；二是将民法总则的有关原则，完全适用于婚姻等身份案件。此外，适用婚姻法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婚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人事诉讼色彩

　　不少法官不知道有什么是“人事诉讼”，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根本没有区分财产诉讼与人事诉讼，将身份关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婚姻案件职权主义诉讼的特点或色彩。

　　（1）法官不依职权收集证据，完全依靠当事人举证定案

　　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证据收集上，一律实行一般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对于该依职权主动调查的婚姻事实，不依职权主动调查，完全凭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定案。其二，对庭审中涉及的重要婚姻事实，则往往以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否认。对案件的真实事实或真正的离婚原因，没有揭示；对潜在的矛盾没有解决。其三，对于婚姻案件中的举证期限，也死抠一般诉讼的“证据失权”制度，对于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大都以“证据失权”为由，不予采纳。还有的认为，一审没有提出的婚姻事实或证据，二审不能提出。其四，对于当事人要求法官调查的证据，也以不属于职权调查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如对婚姻有效与无效不调查；对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重婚或同居的事实不调查；对一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婚外情的事实或线索，更不调查和核对；等等。

　　由于一切全凭当事人举证定案，不仅导致许多案件都以当事人的证据不力而不予认定。还有不少离婚判决，完全依靠两、三张纸的开庭笔录定案，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几个很单薄的证据定案。有的离婚案件，甚至简短的离谱。比如一个离婚判决的事实部分，不到150个字（最短的只有122个字），竟然就解决一个三、五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

　　（2）法官不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对自认、认诺等处理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一般诉讼程序中的自认等有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但对“认诺”、“不争事实”如何认定和处理，没有规定。在婚姻案件中，法院能否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也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仅在自认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对于“认诺”、“不争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基本上是按照处理财产案件的规则处理的。法官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更未加斟酌。如婚姻是否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官都不加斟酌或考虑。
浙江省杭州市建筑业管理局


杭州市建设工程交易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杭州市建筑业管理局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培育和完善建筑市场体系，规范建筑交易行为，保障建筑交易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管理意见》（杭政办发〔1997〕17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凡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投资在30万元及其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在杭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内（下称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其中实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应当按照《杭州市建筑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选择承包单位；不实行招标投标的项目，通过协商洽谈的方式选择承
包单位。
投资在30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项目，是否在交易中心内进行交易，由建设单位自行决定。
第三条 交易原则
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各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依照本实施细则进行交易。
第四条 建设单位交易资格
参加交易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包前向交易中心递交发包申请书，即取得交易资格。
其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一）是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二）已办理报建手续，领取投资许可证；
（三）具备交易所需的有关资料、图纸，并核定工程类别；
（四）建设资金与验证落实；
（五）现场符合建设要求；
（六）建设单位按规定配有与建设工程项目相适应的经济、技术管理人员；未按规定配备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格的中介机构代理交易。
第五条 承包单位交易资格
参加交易的承包单位，应当向交易中心申领交易证，即取得交易资格。
其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一）持有法人营业执照；
（二）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等级证书；
（三）外来企业还须持有《进杭施工企业承包工程许可证》。
第六条 中介机构交易资格
参加交易的中介机构，应当向交易中心申领交易证，即取得交易资格。
其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一）持有法人营业执照；
（二）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
（三）交易中心认为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交易业务限制
具备交易资格的建设单位，只能从事本单位的发包活动。
具备交易资格的承包单位，只能从事本单位的承包活动。
具备交易资格的中介机构，在同一建设工程项目交易活动中，只能接受一个单位的委托。交易代理业务不得转让。
第八条 交易证
交易各方必须凭交易证在交易中心进行活动。
交易证每年由交易中心核验一次。必要时，交易中心可随时进行查验。
第九条 交易一般程序
建设工程项目交易的一般程序是：
（一）办理报建手续；
（二）核定工程类别；
（三）建设单位递交发包申请书；
（四）发布建设工程项目发包信息；
（五）承包单位递交承包报名书；
（六）签发交易联系单；
（七）交易洽谈；
（八）交易双方签署交易单，并经交易中心确认；
（九）缴纳交易服务费；
（十）合同签订、审核、鉴证；
（十一）办理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手续；
（十二）办理施工许可证申领手续；
（十三）办理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条 报建
建设工程项目计划下达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办理报建手续，并由交易中心公开发布项目报建信息。
第十一条 发包
建设工程项目的发包申请核准后，建设单位在交易中心公开发布发包信息，并作工程情况介绍。
第十二条 承包报名
承包单位根据发包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向交易中心报名。逾期或未参加发包信息发布会的承包单位，不得报名。
第十三条 签发交易联系单
建设单位在报名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选择二至八家承包单位，经交易中心核准后，签发交易联系单，并遵照交易中心颁布的交易规则与选择的承包单位进行洽谈。
实行招标投标的建设工程项目报名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标投标；其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均应在交易中心内进行。
第十四条 交易相关信息
交易中心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定期、无偿发布建材价格信息、机具设备价格和租赁信息，以及劳务、金融等与建设工程项目有关的其他信息。交易各方可依照交易中心的规定进行查询。
交易各方要求提供信息查询的，实行有偿服务。
第十五条 签署交易单
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应当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交易代表）签署交易单。
交易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交易双方及中介机构名称；
（二）工程概况及工程类别；
（三）交易内容和范围；
（四）工程造价；
（五）质量及工期要求；
（六）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交易确认
交易单应经交易中心确认。实行招标投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凭中标通知书办理交易确认手续。
建设工程交易经交易中心确认后，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
第十七条 交易服务费缴纳
交易确认后，成交双方应当按规定向交易中心缴纳交易服务费。
第十八条 交易周期
建设工程项目自交易中心发布项目发包信息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应当签署交易单。超过交易周期的，加倍收取交易服务费。
因工程项目情况特殊，需要延长交易周期的，应经交易中心同意。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取消交易项目
建设单位无正当理由取消交易项目的，六个月内不得再次发包。
建设工程恢复交易时，应当重新办理有关手续，并加倍缴纳交易服务费。
第二十条 交易合同
交易确认后，成交双方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签订书面合同，并报交易中心审核。
因建设单位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的，交易中心按建设单位取消交易项目处理。因承包单位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的，交易中心可暂停其交易资格1－6个月，并重新发布发包信息。
第二十一条 驻交易中心有关机构
交易中心开展“一条龙”服务，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造价管理部门、施工许可证颁发部门，以及监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金融保险部门等，在交易中心设立派出机构，实行现场办公。
第二十二条 纠纷调解
交易各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交易中心可以进行调解；招标投标的项目，由招标办调解。调解不成的，交易各方可提请市建筑业管理局裁决。
第二十三条 罚则
交易各方违反本实施细则的，交易中心有权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章行为，并提请市建筑业管理局给予警告、取消交易资格等处罚。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驻交易中心各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易各方有关人员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分别由交易中心、各派出机构和交易各方主管部门查处。触犯刑律的，送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应用解释
本实施细则由市建筑业管理局解释。
第二十五条 施行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