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构成若干问题研究

李英伟


中文摘要：环境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新型犯罪，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环境方面刑法保护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本文试从环境犯罪构成中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主观方面是否应设立无过失责任以及因果关系认定原则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国家在国际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 无过失责任 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一 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 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规定，能引起国家刑责的国际罪行可能产生于：1）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发布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2 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
重性。

二 环境犯罪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 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责任认定中所采用，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是否应在环境犯罪归责中所采用，则意见不一。世界上一些国家目前在环境犯罪行为中已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如英国1956年《空气清洁法》规定，造成烟囱冒浓烟的，应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行；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 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 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 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7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 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 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如日本的水俣病，1955年前就发生了让人费解的奇怪病状，7年后有人怀疑是有机汞中毒所致，但直到1968年，政府才最终查明确是有机汞中毒的后果。可见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查明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而刑法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也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观点，较为流行的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原因说等。对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包括相当因果关系在内的这些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基本上能胜任其职，发挥作用，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具体体现在：其一，行为方式的差异，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长期的积累性，不能从中截取一部分。其二，是前面提到的危害后果发生的多链性，经过多种环节外来因素的渗入，使后果呈现多效果性。其三，由因至果的认定需大量复杂严密的环节证据才能做到，实际往往很难做到，如认定某一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按传统理论，就要证明有下列因果关系链条的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特定的有毒物质产生—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通过空气、水、土壤使毒性扩散—到达被害人身体或财产—危害后果发生，除了要证明这种全方位的链条外，对链条的某一环节还要进行细节性证明，如证明污染物使人畜致病、致死的机理等，显然，这难于或甚至无法做到。9
鉴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正逐步兴起和发展，许多在民事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原则被引进到刑法中来。主要有：
1）疫学因果关系说。疫学是医学上研究大量流行疫病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因果关系，探求防治对策和规律的科学，从医学领域看，通过疫学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如某种原因的有害物质同疾病的关系，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没有A物质就不会产生B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情况下，即可断定A与B有因果关系。构成疫学上因果关系有四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发病一定期间之前曾发生作用；二是该因素作用提高与发病率上升之间有关系；三是该因素减轻与发病率下降之间有关系；四是该因素足以发生该疫病结论可以被生物学合理说明。10 如果某种污染物与某种疾病有疫学上因果关系，就足以认定两者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该原则已为1968年富士地方裁判所在审理“富山骨痛案”中运用。该案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对刑事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有着不可低估的模范作用，案件争议中心问题是富山骨痛病原因是否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中主要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证明骨痛病主要原因确系慢性镉中毒所致。具体依据有：①此污染物的排放地区有该病发生。②此污染物排放越多，发病人数亦越多。③此污染物少的地方，骨痛患者也少。④此结论与医学和实验的结果不矛盾。并在裁决中指出，从骨痛病理上说，在主要方面是可以证明的，虽然不能否认还存在需要今后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该案居于日本四大公害案件首位，尽管是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裁决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刑事案件。11 在随后1970年国会立法《公害罪法》中规定了类似因果关系的条款。该说不足之处是只适用环境侵害导致疾病范围，不适用所有环境犯罪。
2）间接反证说。该说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一种理论学说。将它运用到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规则是：只要弄清如果不是某种污染物排放作用于人体，也就不会有某种疾病或症状发生的事实，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只是部分关联事实，但其余大部分或主要事实被推定为存在，并由加害企业来反证其不存在，如果企业不能反证事实不存在，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日本新舄水俣病案件运用了这一学说。该案争议焦点，不是汞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汞的来源是否为被告排放所致。原告主张系工厂排放废液所致，被告则全面否认。新舄地方裁判所认为，没有必要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上去一一证明：①有机汞是以什么样方法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混到废液中去，②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了鱼类等，而是根据情节证据推定被告昭和电器公司就是污染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反证来，那么就可判定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适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受害者所患疾病特征及其原因物质；②原因物质到达受害者身上的途径（污染途径）；③加害企业对原因物质的排放情况（产生、排放装置及生成和排放量）。关于第一点，已有科学的证明（这里的科学性指临床、病理、动物实验的研究后果）；关于第二点，根据积累的情节证据与有关科学的关系已做出无矛盾说明；关于第三点，被告不能反证其工厂不是污染源。因此，可在事实上推定被告即是污染源，因而本案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该案不仅在民事制裁且在刑事制裁上也可断定工厂就是犯人。
3）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前两种学说的综合运用，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情况。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难断性使刑事诉讼不能正常发挥有效惩治功能，加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人们开始朝着一定条件下“有罪推定”方向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日本在《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明文规定了推定原则。该法第5条指出，如果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导致公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区域内正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日本1973年审理熊本水俣病运用了该原则，并追究了造成该病的氮气公司领导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中称：本案是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追究企业领导人法律责任，认定两被告犯过失致死罪，并予以判刑。
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应该尽快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借鉴上文提到的一些规则合理内核，这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首先，上文已提到，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共同完成，即先有环境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同周围环境进行作用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这不仅给确定危害结果带来困难，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也容易发生偏差；其次，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样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使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且费时费力；最后，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十分有效。它不仅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但是我们认为，在环境犯罪乃至刑法上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必须要给予适当限制。因为该原则有其弊端的一面，推定在其本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但由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无限性和极端复杂性，因此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限制包括：一是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都要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一类的犯罪时，仍应按严格的因果关系来证明，而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二是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其它证据加以证明，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表现有：1）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2）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3）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主要参考论文：
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载 《河北法学》1996年第1期。
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付立忠：《环境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作者：李英伟
联系方式：lyw321@eyou.com


1 黄惠康著：《国家法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62-63页。
2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5月版 第9页。
3 柯泽东著：《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8卷第2期。
4 杨春洗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载《法学家》1994年第6期第8页。
5 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9页。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邢台市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工作管理办法


邢政办[1994]3号 1994年1月22日


第一条 根据国家及省颁发的有关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工作的规定，为调动来邢外国专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我市的四化建设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外国经济专家是指根据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合同(协议)应聘到我市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和负责技术、生产、经营等方面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国文教专家是指应聘来我市院校、宣传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部门工作的外籍教师、教练和工作人员。
第三条 外国经济专家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友好相待，密切合作，虚心学习，外为中用，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外国文教专家工作的方针任务是：积极而有计划地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虚心学习他们的专长，争取最佳聘用效益，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在政治上是我们的朋友，技术和业务上是我们的老师，工作上是我们的伙伴。聘请单位要与他们搞好合作共事。凡同他们业务工作有关的计划、情况以及有关的规章制度，均应及时向他们介绍；有关的业务会议的活动，应请他们参加；有关的业务资料，应向他们提供。要重视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技术或业务指导，认真对待他们工作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遇有分歧意见，经过充分协商，妥善解决。对于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重要意见，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凡属合理可行的，予以采纳实施；一时办不到的，应向其说明情况，并创造条件，争取办到；不合理的，向其讲清道理，做好解释工作。
第四条 各县、市、区及中直、省直和市直聘请外国专家的单位，在外国专家到邢后，按要求认真填写《外国专家登记卡》，并报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外国专家管理科。
第五条 聘请单位在外国经济、文教专家抵邢前，从思想、组织、技术业务、物质、生活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按合同(协议)要求完成由我方承担的各项工作。
第六条 对外国经济专家工作的管理，以合同(协议)为依据，以提高聘用效益为中心，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对专家加强管理。对外国文教专家工作的管理，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进行。对教育方针政策、培养目标、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等，应按我方规定办：对教材和教学方法，允许专家自由选用，但对教材内容我方应予审查；应要求外国文教专家订出工作计划，写出教案，期终写出工作总结。
各聘请单位要把对专家工作管理与工程项目和教学计划的管理结合起来；把对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管理与对中方人员的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第七条 聘请单位根据合同(协议)和工程目标、教学计划制定明确的专家工作目标和计划，严格按照工程进度及教学计划聘请外国专家，合理安排并组织好专家在单位的工作，尽可能减少外国专家的工作人天数。
第八条 聘请单位要制定向专家学习的目标和计划，并把目标分解到人，鼓励中方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向外国专家学技术、学业务、学管理，做到“专家走、学到手”。
第九条 聘请单位要建立精干、高效的专家工作机构，配备好管理、对口业务技术和翻译人员，各司其职。选派政治素质好、懂业务技术的主要领导负责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工作，定期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及时解决问题。建立信息网络，掌握外国专家的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健康情况、思想动态、个人爱好及专家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建立外国专家档案。
第十条 聘请单位要在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部门颁发的专家工作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对需要外国专家知道和遵守的规定，要在专家到达之后尽快向专家讲明。
聘请单位要建立对外国专家的检查考核制度，其主工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能力、业务技术水平、与中方合作共事关系、向中方传授业务技术知识和经验的情况等。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对技术上不称职、 工作不负责任、达不到合同( 协议)要求者，通过有关部门向外方提出更换；对不能与中方合作共事、 对我方不友好的，应提出批评，并视其改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对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令及规章制度的，进行严肃教育，情节严重者，报当地外事、公安部门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市公安局。同时建立对中方对口人员的检查考核制度。
第十一条 积极调动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工作积极性。对工作认真负责并做出较在贡献、对我友好的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可在适当进机给予奖励。奖励要本着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对专家公开奖励，事先应征求并尊重本人意见。对专家向我市无偿提供的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专用工具、备品备件和专利技术、经验诀窍等情况，严格保密；对公开宣传报道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文章和材料，要事先征得专家本人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同意。
凡需县、市、区政府领导会见的，向当地外事部门提出申请；凡需市政府领导会见，须向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二条 做好重点外国专家的交友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做好来本单位的外方正、副总代表、总工程师、项目代表和掌握关键技术诀窍以及为我方工作时间和来往比较多的专家的工作，与他们密切联系和交往，主动和他们交朋友。
第十三条 聘请外国经济专家单位，要做好效益评估工作，衡量外国经济专家聘用效益的主要尺度是：工程项目是否按合同(协议)规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按期建成；中方对口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在按质按期完成合同(协议)项目的前提下是否节约了专家在邢工作人天数和其它的费用以及在工程建设中是否取得了合同外的其它成果或收获。
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的单位，在专家聘用期结束时，按合同要求，对其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与中方配合情况一并进行综合考评。
在外国经济、文教专家按合同完成在邢工作之后，认真总结专家工作经验，并将总结呈报上级部门。要组织中方人员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教学方式方法以及科学管理之经验，继续保持与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国外信息，扩大对外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渠道，增进友谊，争取对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继续支持我们。
第十四条 加强对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宣传工作，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了解邢台，同我搞好合作。对中央规定口头传达至群众的文件，与外国专家有直接关系的，可用口头形式向他们介绍；与他们无直接关系的，如问及，可讲精神；如不问，则不提。聘请单位可在适当场所陈列适量的对外发行的报刊、电讯稿等，供他们阅读。有条件的聘请单位，还可录制一部分适合外国专家观看的音像制品，供专家观看或有重点地赠送给他们。各聘请单位可根据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兴趣爱好，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和名胜古迹参观游览、观看文艺演出、举办文体活动等。
第十五条 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与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友好交往活动。要相信外国专家和中方人员的绝大多数，放手同外国专家交朋友，向他们介绍我国乃至我市的情况，做到广交和深交相结合。要选派与外国专家合作共事的有关人员主动与他交往，深入细致地做好外国专家的工作，即使个别专家对我不太友好也要耐心地做工作。交往过程中，遇重要情况，须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般日常往来，不必事事请示，也不要规定“两人同行”。
对外国专家同社会上的人员交往，只要不违法乱纪，就不必干涉。外国专家到控制开放和非开放地区旅行，以及中外人员间互相留宿，应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手续。要教育我方人员坚持内外有别，遵守外事纪律，保守国家秘密。
第十六条 外国经济、文教专家了解我一般社会情况，可视不同对象，酌情介绍，但不允许他们向我公民散发社会调查提纲或表格。如他们希望了解所在单位或我市情况，可根据对外公布的资料予以介绍。发现有意搜集我情报的，及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
第十七条 对外经济、文教专家与本其本国驻华机构的来往和他们在本国人内部召开的会议，我方不必干预。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带领驻华外交人员、外国记者、旅游者进入工作单位或介绍他们同我职工、学生座谈，须事先征得我方同意。外国经济、文教专家不得在工作单位或住地散发宣传品。外国驻华使领馆通过外国专家邀请我方人员前往使领馆参加他们组织的外交、文娱等活动，被邀人应通过单位征求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意见，获准后，方能应邀。
第十八条 外国经济、文教专家要求去寺庙、教堂参加望弥撒、礼主麻等活动，可听其自便 ；如要求我方翻译陪同，可同意。遇外国传统节日按合同或有关规定放假；如外国专家邀请我方人员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亦可出席，但不做正式讲话。聘请我方人员参加他们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亦可出席，但不做正式讲话。聘请单位应主动向专家介绍我国现行宗教政策，对他们进行宗教活动( 如公开散发《圣经》、系统宣讲宗教故事、发展教徒等)，应予以劝阻。 情况，各县、市、 区的聘请单位将有关事宜及时报告当地公安和外部部门，同时，通报市公安局和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第十九条 对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保卫工作必须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保证他们人身、财物安全；防止极少数的人的间谍情报活动和其它违法乱纪活动。聘请单位要经常向职工、学生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涉外政策，纪律及保密教育，与保卫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保卫、保密制度、加强治安管理。聘请外国经济专家的单位在工地现场要建立健全施工、安装、生产等操作规程，消除不安全因素，确保外国经济专家的安全。聘请单位对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应进行体检，不提倡外国专家带病坚持工作。凡发现有病的，应力劝期 到医院诊治，如发现有严重病情者，应速报上级主管部门，尽快安排其回国或按合同规定要求外方派人替换。聘请单位一定要注意做好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卫生工作，并劝告专家不要在街市摊上用餐，以防疾病传染。
第二十条 外国经济专家要求拍摄其负责安装、调试的设备或他们使用的生活设施的照片和影片，应予以许可；但涉及我方保密的内容的不准拍摄。
第二十一条 公安、邮电、铁道、交通、民航、商业、银行、旅游、文化、卫生等部门应认真执行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积极为专家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和方便条件。
按合同规定由聘请单位承担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在华食宿或交通费用的，聘请单位为其安排食宿、订购机(车)票时，凭中央、省、市主管部门的文件或合同副本或外事办公室证明，有关单位应予免汇办理。
第二十二条 利用内部招待所或宿舍接待外国经济、文教专家，聘请单位应事先提出申请，需经当地外事办公室会同公安局和主管部门共同审定核准。未经审定同意的内部招待所、宿舍不得安排外国经济、文教专家住宿，聘请单位须将其安排到星级饭店或相当于星级标准的涉外饭店食宿。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是全市外国专家的归口管理部门；各单位聘请外国经济、文教专家的工作计划，日常业务及工程技术和专家使用等问题，由聘请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管理。聘请单位的聘请计划、签订引进人才、技术、设备和合资、合作项目的合同副本，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备案。有关外国经济、文教专家工作的接待计划、简报、工作总结等，分别报送主管部门、当地外事、公安部门和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公安局。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亦适用来邢从事短期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进行短期讲学的外籍教师。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执行。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