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中译本的再次评注

宋飞


　　自从2006年相继发表《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评格老秀斯中译本 ——兼与何勤华先生商榷》二文后，又看到网友物我为一的《格老秀斯第一章中的自然法(二）》和学者高全喜的《格老秀斯与他的时代：自然法、海洋法权与国际法秩序》（高教授比我多看了两本格老秀斯的著作：即张乃根翻译的《捕获法》和宇川翻译的《海洋自由论》），感觉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中译本的问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就萌生创作此文的想法。
　　笔者这一回主要从圣经例证和人名注解两个方面来对何勤华先生组织翻译的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中译本进行再次评注。
　　首先谈战争法案例内容与圣经故事的例证。《战争与和平法》内容中涉及的罗马战争法案例，徐国栋教授在《“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概念的沉浮—— “ 英特纳雄耐尔” 就 一定 要 实现！》、《从客体到主体——国家观念小史》、《李维时代罗马人民的跨民族法体系》、《万民法诸含义的展开——古典时期罗马帝国的现实与理想》这四篇论文（均收录到他的个人文集《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中，大多已经谈及，读者可以留意。这里我只谈《战争与和平法》中战争法案例内容与圣经故事的例证。正如我在《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一文中写道的：“格老秀斯对圣经的开创性国际法研究，使得其后的学者将这种研究方法加以延续，而人为地促成圣经成为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基础。”我在这里就结合《圣经故事》（段琦编著，译林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作一个简单图示给大家看看，图示如下：

《战争与和平法》 《圣经故事》
该隐杀弟、上帝宽恕 见该书第56、57页 见该书第8——9页
亚伯拉罕抗击四王 见该书第57——58页 见该书第14——15页
摩西与亚玛力人 见该书第58页 见该书第61页
希西家抗击亚述 见该书第119页 见该书第164——165页，又见该书第185——186页
摩西向以东、亚摩力 见该书第134页 见该书第70——71页
借道
耶弗他与阿莫尼 见该书第152、410页 见该书第96——97页
特人、亚扪人
亚述大将拉伯沙基与 见该书第260页 见该书第164——165页
希西家
大卫杀死哥利亚 见该书第273页 见该书第120——123页
非利士人要求希 见该书第318页 见该书第101页
伯来人交出萨姆森
约书亚帮助基遍人 见该书第348页 见该书第81——82页
亚伯拉罕保卫劳特 见该书第351页 见该书第15页
亚伯拉罕（也作 见该书第363页 见该书第14页
“亚伯兰”）与萨拉
耶稣离开船只 见该书第364页 见该书第243——244页
保罗与提摩太 见该书第364——365页 见该书第328——329页
约书亚攻打艾城 见该书第365页 见该书第78——80页
先知艾利莎的例子 见该书第372页 见该书第160页
亚伯兰的史迹 见该书第406——407页， 见该书第15——16
又见该书第452页 页
雅各与约瑟 见该书第407页 见该书第48页
大卫与亚玛力人 见该书第410页 见该书第130——131页
大卫与撒母耳的 见该书第436页 见该书第125页
故事

　　关于上述表格中涉及的具体案例，读者们可以仿照徐国栋教授在《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中的案例分析法进行自行研究。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下面我将介绍《战争与和平法》中译本中的人名注解问题。个人觉得何勤华先生组织的注解做得恨不详细，对于一些工具书（如《辞海》、《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查不到的人名解释得太简单了。大家都是搞人文科学的，因此我对地名没有作过多计较，主要只谈人名问题，详解如下：
　　（一）从中译本第46页开始看。对注解14，我认为弗罗伦丁(Florentinus)是公元222年前后活跃的古罗马法学家；对注解19，我认为保罗大致死于公元222年；对注解26，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拉克坦西（Lactantius，260—330），基督教护教士，被誉为’ 基督教的西塞罗’， 拉丁教父中著作流传最广的一位，著有《天父的工程》（304—310写成）、《神圣教规》、《论迫害者之死》等作品，他的思想为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基督教帝国奠定了基础”（又见该书第314页注解2）；对注解37，我认为通说译为“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他是约前1世纪的逍遥派学者；对注解32，我要提醒读者的是，狄奥.克里索斯登（Dion chyrysostom）的生平在该书第101页注解24中得到了详细诠注；对注解33，我想指出的是，阿那克萨克斯生活在前356—323年间；对注解36和37，我指出查士丁（Justin，约100——约165）是基督教第二代护教士，以雄辩而闻名。查士丁可算是第一位接受基督教的哲学家。在接受基督教前，他遍寻智理，对希腊哲学认识很深，特别是当时的柏拉图主义。因此他日后所写的两卷《辩道》（Apology）不单对当时对基督教的攻击有效地处理，更将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并具哲理思辨地表达出来。他第一卷的《辩道》是写给罗马皇皮雅斯大帝的。他向皮雅斯解释，一般人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并以为他们不道德，完全是一种误解。他向这位皇帝陈述基督徒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信仰比当时民间的迷信如何更合乎理性。同时他更以基督徒严谨清洁的生活，以表示基督徒在道德上实高于非信徒。他针对犹太人而写的《与犹太人特里丰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使人惊异他对旧约圣经深邃的掌握。犹太人特里丰表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两大原因，乃在于基督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更有甚者就是他们竟以一个人--耶稣--作为神来尊奉。查士丁于是以旧约圣经为基础，向特里丰解释摩西的律法及先知的讲论如何在基督身上成全，并且以基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为总结），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犹太人特里丰的对话》的确极具说服力。特里丰与查士丁是同时代的人；对注解38，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摩西.迈摩尼德斯（1135—1204），西班牙出生的犹太哲学家，医生，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学者。他认为：尽管君主国的有用性和正当性值得质疑，犹太国家合适的统治最终是君主制统治。那样的统治是由世俗的和神圣的两把剑组成。每一种统治也必然包含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的要素。在世俗混合统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是摩西一类的人物；摩西是统治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者。在神圣统治中居最高地位的是一位先知。”（转引自《政治哲学史》上册，[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注解48，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s Alexandrinus，约150一约215)，基督教希腊教父，生于雅典的异教徒家庭，曾加入神秘宗教，后到处游学，在亚历山大接受潘代努(Pantaenus，？——约190，古代基督教学者)的影响而皈依基督教，并在潘代努之后继任亚历山大教理学校校长。克雷芒认为，哲学是归向基督的预备，古代先哲都曾受圣灵感动而有深知睿见。克雷芒继承并发扬了亚历山大学派寓意释经法传统，主张圣经的字句后面隐伏着更深的含义。他的主要著作有《给新受洗的人》、《对希腊人的劝勉》、《导师基督》和《杂记》等”；对注解49，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伊皮法纽(Epiphanius)，盛年约在公元四世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者。习惯上被称之为撒拉米的伊皮法纽（Epiphanius of Salamis），是最后一位对诺斯替派的思想进行广泛论述的哲学家，宗教学家”。

　　（二）从中译本第78页开始看。对注解4，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盖兰（Galen，129—199），通说译作加伦，古罗马时期的希腊解剖学者、哲学家，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上的地位，奠定西方解剖学的基础。在数学、哲学和逻辑学方面也有造诣。129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 (今土耳其)，199年卒于罗马。17岁开始学医,曾在希腊和埃及等地学习解剖，28岁时回帕加马行医。曾做角斗士的保健医生。公元162年到罗马，因其名声显赫,被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侍医。此时期写出大量著作。盖兰在罗马居住了30多年，进行医疗、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逝世。盖兰既重视理论知识，也很重视实际经验。他做了大量动物解剖;由于当时禁止解剖人体,所以他所解剖的多是猪和臾猴。即便如此，他仍发现了许多前人未知的现象，尤其是在肌肉、脑神经、心血管方面曾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对呼吸、脉搏的机械作用及大脑、脊髓、肾、胸部、腹部器官的功能也有研究。他认为食物在胃肠中被消化成乳糜，被吸收至肝脏，而后形成血液，再由血管流出营养全身，变成筋肉，认为肝是血管系统的中心。并提出灵气说，认为灵气总司生命。相信希腊的四体液学说。他创制的许多复方被称为"加伦制剂"，至今应用简单的物理方法制备的制剂仍沿用此词。他还建议用食物和气候疗法治疗痨病。加伦认为好医生应是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既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有明显的目的论观点。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封建统治，将权威神圣化,他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都被重复引用,统治欧洲达1400多年。加伦的著作范围广泛,数量也多,许多作品（尤其是哲学和文学作品）已遗失。重要著作有《论解剖操作程序》、《论医学经验》、《论自然力》等。 有的书上说他著有《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精义》，提出了恶液质唯心学说，该学说统治医学史1500余年。提到病人在接触花草后,引起喷嚏发作的现象。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脊柱侧凸(scoliosis)在希腊语中意为"弯曲"最早由他提出，动脉瘤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aneurysm”， 其希腊语原意是“扩张”， 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他，他在对猿类及其他动物进行解剖学研究的基础上描述道“当动脉发生扩张后，这种病变叫做动脉瘤（aneurysm），如果动脉瘤破裂，往往会发生致命的出血”。他还曾观察到抑郁的妇女比乐观的女性更易患癌症。”（该书第89页曾提到）；对注解7，我想指出的是波洛修斯(又译作贝若苏，Berosus the Chaldean/Berossus，?-约 前250 B），他是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暨哲学家，巴比伦马杜克神的祭司。公元前2世纪（或前3世纪中期）用希腊文编写《巴比伦-迦勒底史》，记有巴比伦关于创世和洪水的神话。原书共3卷，已佚，仅于约西法斯和尤西比乌的史书中保存片段。后世发现，一些署其名的著作多系伪托；对注解15，我想指出的是该罗马法学家赫莫吉尼亚生活在公元314—324年间；对注解23，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阿格里巴（Agrippa，前63-前12年），屋大维的部将、密友、女婿，盖尤斯的岳父，是著名的古罗马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曾指挥亚克兴海战，打败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合舰队。多次出征,屡立战功,由他负责设计并施工了罗马许多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尤以万神殿和水管道的建造而闻名遐迩。”（又见该书第450页注解5）；对注解2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阿诺比乌（Arnobius，又作阿诺比尤斯），基督教护教士，拉克坦西的老师，公元300年左右写有《驳异教者论》”；对注解28，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阿特那哥拉（Athenagoras，通说译作雅典纳哥拉），早期基督教护教士，公元2世纪的早期科普特教会主要思想家”； 对注解29，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塔提安（Tatian，也作达提安），早期基督教护教士，查士丁（约100——约165）的学生”； 对注解39，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维吉提乌（Vegetius，也作魏及帝），著有《罗马军制论》，是西方最古老的兵书，对罗马军事进行总结，发明了跳马这个体操项目”。

　　（三）从中译本第101页开始看。对注释6，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安提阿大王，也作安条克三世（前242～前187年） ，别名安条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塞琉西王国国王。在平定小亚细亚总督阿凯夫斯的叛乱（前213年）后，他发动东进战役（前212～前205年），一直打到印度。与亚美尼亚逐步建立和平的同盟关系，并继续对拒不投降的安息（Parthia）和大夏（Bactria）用武。托勒密四世（Ptolemp IV）死后，安条克与马其顿的君主腓力五世订立密约，瓜分托勒密帝国除埃及以外的领地，安条克获得南部和东部的土地，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前202?年）。后来他出兵埃及，最后于前195年缔结和约，取得了叙利亚南部和小亚细亚的领土。他允许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到他的宫廷，此举引起罗马方面的不满，他为了保护埃托利亚同盟而与罗马动武，在马格内西亚（Magnesia）战役中被罗马军队彻底打败（西元前189年），被迫放弃了欧洲、小亚细亚西部，但仍保有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伊朗西部地区。安条克最后在苏萨附近强索贡品时被人刺杀”，也见该书第417页注释21；对注解1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大斐罗斯特拉图），古希腊传记作家，在公元2世纪续写了《名人传》”；对注解1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安波罗尼，（Apollonius，通说译作阿波罗尼，（约前262～约前190），生于爱奥尼亚（今土耳其 Antalya），卒于埃及亚力山卓。继欧几里得后，最重要的希腊几何学家，着有《圆锥曲线》(Conics)。他在年轻时即到亚力山卓随欧几里得的学生研习几何学，并一直在该地任教。他的其它生平限于史料，多半不详，只能从他所著《圆锥曲线》的序页与时人一些记载，略知一二。《圆锥曲线》全书共八册，只有前七册传于世。今日大家熟知的 ellipse（椭圆）、parabola（抛物线）、hyperbola（双曲线）这些名词，都是他所发明的；不过他对这些二次曲线的定义大不同于现在高中数学课本的方式，而是将这些曲线一统为平面在圆锥面上的截痕（线），这也是圆锥曲线一词的由来。《圆锥曲线》的前四册，除了少数他自己的结果外，大部分是欧几里得或之前的几何学家已经知道的基本性质，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整理得更完备。不过五到七册，则是他独创的天才之作，他讨论这些曲线的法线，并由此决定曲率中心，并得到这些曲线的 evolute（渐屈线）。除了《圆锥曲线》，据（Pappus）说他还曾经写下其它重要的几何著作，今天我们大部分得透过10世纪回教数学家的记载来追索它们。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为希腊天文学打下数学基础，使用几何模型来解释行星运动，熟练地运\用偏心圆 (eccentric) 与周转圆(epicyclic) 运动来分析行星的运行。另外，他还曾经讨论平行光线聚焦的光学问题。说明应使用抛物面镜而非时人所相信的圆球镜，才能取得聚焦的效果”；对注解18，我对其生平进行了补充：“通说译为尤美尼斯（Eumenes，公元前362—前316），亚历山大的部将”； 对注解27，我对其生平进行了补充：“通说译为莱喀古士（Lycurgus，约前396—前325，一说前八世纪斯巴达缔造者），古希腊斯巴达的演说家和立法家”； 对注解33，我对其生平进行了补充：“苏东尼，又译为斯维都尼亚（Suetonius，70—160），古罗马克劳迪大帝时的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对注解34，我对其生平进行了补充：“维雷乌斯，又译为维利尤斯.帕特丘拉斯（Velleius Paterculus）,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简明的罗马史》”，也见该书第439页注释1；对注解3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补充：“马罗波都，又译为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 日耳曼国王，曾建立起其个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大约在公元前9年前后，他曾率领马科曼尼人离开他们在美因河流域的家园，迁往波希米亚定居下来。他以波希米亚为基地，征服了散处于易北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许多日耳曼族，包括塞姆农人、伦巴底人和卢基人(Lugii)。但在公元17年时，切鲁西人与一些马科曼尼人里应外合，对马罗博杜斯发动进攻，推翻其统治，并把他驱逐到罗马帝国境内。”对注解36，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狄奥多拉斯（Diodarus Siculus），即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Διόδωρος Σικελιώτης）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40卷，存世15卷。据狄奥多罗斯自述，他生于西西里的 Agyrium（今 Agira）。除了他自己的著作 Bibliotheca historica，古文献中关于其生平活动鲜有记载。只有耶柔米在 Chronicon（《纪年史》）中亚伯拉罕1968年（前49年）下记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希腊历史作家，享盛名”。其作品的英译者 Charles Henry Oldfather 则提到古 Agyrium 留下的仅有的两块碑铭中的有一块（I.G. XIV, 588）即“狄奥多罗斯，阿波罗尼奥斯之子”的墓志。狄奥多罗斯著有世界史 Bibliotheca historica（《历史丛书》）四十卷，共三部分。首六卷按国别分别介绍古埃及（卷一）、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塞西亚、阿拉伯（卷二）、北非（卷三）、希腊及欧洲（卷四至卷六）的历史与文化。第二部分（卷七至卷十七）记述自特洛伊战争以来下至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历史。第三部分（卷十七以后）记述亚历山大以后的继业者至前60年或前45年恺撒发动高卢战争。（狄奥多罗斯如他在他著作的开篇曾说要写高卢战争，但结尾已散佚，所以他是否谈到高卢战争并不清楚。有迹象表明，前60年后，他因年迈而不再写作。）他以 Bibliotheca 作为书名以表明此书乃是综合各种史料集结而成。他提到曾征引的著者有赫卡泰戊斯（Hecataeus of Abdera）、克特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埃福罗斯（Ephorus）、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en:Hieronymus of Cardia、萨摩斯的杜里（Duris of Samos）、en:Diyllus、菲利斯托斯（Philistus）、提麦奥斯（Timaeus）、波利比奥斯及波希多尼。”

　　（四）从中译本第120页开始看。对注解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伊利安（也作艾利安、克劳狄乌斯•埃利亚努斯，claudius aelianus，175-235）。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兼修辞学教师，雄辩家，其著作包括《论动物本质》（De Natura Animalium）。提及母独角兽的存在，还提及卡托布雷帕斯（Catoblepas），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食草生物，体型如人们饲养的公牛一般大小，长着浓厚的鬓毛，目光狭隘，眼睛里充满血丝，粗糙的眉毛。在埃里亚努斯的描述中，该生物的目光并不致命，但是它呼吸出的气体是剧毒，因其总是以剧毒植物为食。根据后人的猜测，他所描述的生物极有可能是角马/牛羚，一种南非产的象牛一样的大羚羊。他还著有《历史杂记》”；对注解13，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塞米勒米斯（Semiramis），传说中的亚述帝国女王，原型是公元前九世纪亚述王沙姆什•阿达德五世（Shamshi Adad V，在位公元前823年～公元前811年）的王后，在其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 Nirari III，在位公元前810年～公元前783年）继位初始摄政”；对注解15，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克来阿克斯，也作克利尔库斯（Clearchus ，前5世纪中叶出生——前401年间活跃），追随小居鲁士远征的希腊将领斯巴达人，后来被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杀害。”对注解16，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格留斯（也作奥拉斯•哲利阿斯，Aulus Gellius，公元2世纪活跃），古罗马作家、法学家，拉丁语语法权威，著有《阿提卡夜话》”；对注解19，马利亚斯，通说译作马略（Gaius Marius ，约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很多工具书里均有记载；对注解20，赫里奥多拉斯（Heliodorus，公元3世纪活跃），古希腊浪漫传记作家，著有《埃修匹加》(又译作《伊昔欧比亚人的故事》)；对注解23，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公元4世纪活跃），雅典人，古希腊雄辩家、政治家，曾被马其顿国王帕迪卡斯三世来改革马其顿的经济和税收系统；对注解24，鲁提利乌斯（也作P.鲁提里.鲁弗斯，Publio Rutilio或 Rutilius Rufus，前118—前105年间活跃），古罗马法学家；对注解25，提摩克拉底（Timocrates），古希腊政治家，曾与德摩斯提尼辩论，一个是罗得岛人,曾被波斯派往希腊游说那些反对斯巴达的希腊城邦组成反斯巴达的同盟。还有一个是雅典人参加签订尼西阿斯和约（前369），及五十年同盟条约（前372）。

　　（五）从中译本第143页开始看。对注解3，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马克拉比（通常译作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Ambrosius Theodosius），拉丁语法学家和哲学家，著有《农神节》(Saturnalia)。生平不详。可能曾在西班牙任古罗马执政管的总督（399），在非洲任地方总督（410）。还对西塞罗《论国家》一书中的《斯齐皮奥之梦》进行注释”； 对注解8，艾索克里提斯（Isocrates），即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古希腊雄辩家、修辞学家，著有《颂歌》，很多工具书里均有记载；对注解14，我对其生平进行了扩充： “阿吉斯拉斯（Agesilaus II），也作阿偈雪劳、阿格西劳斯二世 ，前444～西元前360年，斯巴达国王（前399～前360年在位）。在斯巴达君临整个希腊的时期（前404～前371年），他几乎一直统率着军队。他是欧里庞提德家族（Eurypontid family）的一员，在斯巴达与波斯作战时，因来山得（Lysander）的帮助而取得王位。他在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前395～前387年）中击败了底比斯、雅典、阿戈斯（Agos）和科林斯（Corinth）的联盟，却在前394年与波斯的战役中失掉了希腊中部的一些领地。他强迫底比斯解散波奥蒂亚联盟（Boeotina League），但在后来又对波奥蒂亚（前371年）和底比斯（前370、前361年）发动战争。这二次战役的失败造成斯巴达霸权的结束。阿格西劳斯二世后去埃及，担任埃及王的佣兵，在归国途中去世”，也见该书第424页注释3；对注解16和19，莱桑德即“来山得（？—前395）”，塞门即“西门（前512——前449）”；对注解18，加拉斯（Caius Sulpicins Gallus），古罗马护民官,曾参加皮德拉会战；对注解24，狄米多留（Demetrius），也作狄米提流斯，公元前4—前3世纪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之子，也见该书第418页；对注解27，埃拉托斯提尼斯，即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前276～约前194）古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因创用地理学（geographica）一词，在西方被称为地理学之父。生于昔兰尼，卒于亚历山大。曾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任职。他认为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球体，最早实地测量和计算地球的大小。他假定赛伊尼（今埃及阿斯旺）和亚历山大两地处于同一子午线上（实际相差3°），从两地在夏至日太阳阴影长度的比值，算出两地子午线弧的长度为地球圆周的1／50，再以50乘赛伊尼到亚历山大的直线距离，得出地球圆周的长度为25.2万希腊里(约3.969万千米)，此数据与地球实际周长十分接近。他还首次测量黄赤道交角为23°51′19″。他在《地理学》一书中，把世界分成一个热带、两个温带和两个寒带，划定南北纬24°之间为热带，寒带从两极向赤道方向延伸纬度24°，温带介于热带与寒带之间。根据印度洋和大西洋潮汐相似，他推断两大洋相通，人们可以从海上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还根据经纬网绘制了书中的世界地图。另著有一部受天文学启迪而创作的诗篇。 最有名的是埃拉托斯特尼筛法。

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曹诗权

当今中国，各部门法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而婚姻家庭法学却似乎一片沉静，步入低谷，表现出明显的幼稚和落后。究其原因，研究方法的单调、陈旧和僵化则为归咎至此的要害。长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只是囿于单一的法律规范注释评介以及对一定社会现象进行平面重复分析总结的归纳演绎。这是法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但不是惟一模式。婚姻家庭法学长期固步于此，形成封闭、偏狭、呆板的研究惰性，致使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即难再有新的进步。因此，要改变现状，走出低谷，婚姻家庭法学必须迎纳新兴科学理论和方法，突破平面僵化、孤立单调的陈旧模式，拔高和演化理论基点，开阔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而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为适应社会需要和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不断分离、综合，横断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和方法相继兴起，并展示出强劲的活力和有效的社会应用价值；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的分界线，相互渗透、借鉴和引用，并孕育出新的理论方法。这是科学发展中的竞争与融合，是婚姻家庭法学摆脱困境的科学契机和不可逃避的现实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更新研究方法，婚姻家庭法学理当作出如下方法论选择。
一、运用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宏观视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

早在数年之前，系统论方法已被引入法学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论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实践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学未能适时把握，表现出迟到的缺憾。所以当今日该方法在其他法学部门已不足为新之时，婚姻家庭法学不得不进行补课；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学的本身特点来看，这一方法更具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中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质、形式、内容、功能、发展、变迁，在根本上归决于社会各系统的力量和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

据此，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将婚姻家庭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应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投入复杂、变动而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把握婚姻家庭与社会各能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规律，为婚姻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定质、定位、定量，从而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将婚姻家庭置于社会大系统研究，剖析这一社会因子与各个社会分系统之间交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效应及功能耦合与冲突，揭示婚姻家庭发展、变异、演化所依托的社会机制及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并非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婚姻家庭置于现实社会系统中，对各种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现实社会力量进行全面透视，确定婚姻家庭在社会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把握处于变革，流动中的各种社会机制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引起的正负效应及婚姻家庭的能动反应。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游离不定的研究视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突破狭隘思路，跨上新台阶，走向现代科学之林的基本而关键的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简单徘徊于确认和记录具体社会现象的水平上，而应从现象中揭示婚姻家庭与各社会系统间深层联系和作用规律，透过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二是不仅要科学解释、分析社会现实，而且要运用掌握的规律，探索实施社会控制的最佳对策，以期通过对策施控，保证婚姻家庭与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运行，从而促进和达到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协调。这是婚姻家庭法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价值意义的实质所在。

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婚姻家庭进行研究，其中心议题是婚姻家庭与社会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对社会的一种综合抽象的界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国民素质等社会实体来表现。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应将宏观的理论视角投向以下几个方面：（1）婚姻家庭与自然环境；（2）婚姻家庭与生产力水平；（3）婚姻家庭与商品经济；（4）婚姻家庭与社会文化；（5）婚姻家庭与社会结构；（6）婚姻家庭与社会民主化；（7）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与人的素质；（9）婚姻家庭与科学技术；（10）婚姻家庭与社会规范；（11）婚姻家庭与社会伦理；（12）婚姻家庭与“一国两制”；（13）婚姻家庭与对外开放。研究这些问题，应注意到它们是构成现代化社会有机整体的能动要素，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没有绝对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织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婚姻家庭法学只有首先对这些宏观论题予以研究和解决，才能将本学科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现代化坐标系上，为婚姻家庭法学在新的时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导和控制婚姻家庭变革作出定向选择。
二、深入微观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内在机制，构建婚姻家庭法学的微观理论模式，为法律控制确立本位选择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或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遭受惩罚。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从而，婚姻家庭法学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应把握两大支点，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弄清个体需要或利益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要素及运行变化规律，为法律诱导、保护和限制个体利益提供优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利益机制，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利益提供优化模式。

新的支点，不能凭空捏造，而应有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来充实构建。为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运用行为科学和价值论的原理、方法，将婚姻家庭法学引入行为法学和价值法学的新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的行为法学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机制，揭示行为的运行规律，为婚姻家庭法调控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一般的、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提供实证经验和构想。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调控。通过法律手段，设定人们追求一定利益，满足一定需要的行为模式，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过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对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课题。

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涵盖丰富的内容。人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中，既是被主体化的客体，又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其一切行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客体化的内容，表现一种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选择；另一方面，在其客体化过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价值观的等多重主体化内容。这两方面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共同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决定了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把握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客观机制，揭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条件等客观力量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规律，理解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每个人并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了的主体，认识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行为选择的受动性；从而明确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权利、义务要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客观力量着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主观能动机制，揭示其主体性特质。这种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品德修养、价值观、社会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们既决定着人们对客观外在条件的认识，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对行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体行为赖以发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动机等动力机制，这是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必备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力，是每个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动性。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表现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满足状况。可见，人的行为总是因需要而开始，因需要的满足而告终；旧的需要实现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开始新的行为。所以说，需要在人的行为动力机制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贯穿行为始终。我们研究婚姻家庭关系，分析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决不可忽视人的需要这一内在规定性。

婚姻家庭法学要正确把握这两个基本要点，必须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与社会相协调的行为选择为重点，系统研究和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行为施以作用；（2）决定和制约人婚姻家庭行为的生理机制和内隐心理状态；（3）人的价值观、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社会职业角色等个性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4）人们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观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异性、层次性、变动性及需要产生与满足的运行规律，弄清影响需要产生和实现的外在力量与内在因素，揭示与需要伴生的行为动机和目的；（5）人们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种需要的对象资源状况、获取资源的机会、追求和满足需要的行为耗费；（6）婚姻家庭中各种行为表现方式的运行模式和规律；（7）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缝合差异的有效对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学通过对上述诸方面的科学研究，方可为婚姻家庭法预测、激励和积极控制个体行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导向：一是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提供导向；二是为法律设定统一的规范化行为模式提供导向；三是为法律诱导、确认和保护人们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导向；四是为法律强化统一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积极的法制心理提供导向；五是为法律激励、诱导人们的积极的行为动机、目的提供导向；六是为法律分配满足需要的对象资源，明确行为耗费提供导向。由此，即可保证婚姻家庭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方向，从而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创立积极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

婚姻家庭法学的价值法学取向要求运用价值论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为其在社会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显现的、潜隐的正向价值，消除负向功能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确认和调整的对象——婚姻、家庭、亲属的价值功能给予科学的揭示。

在人类发展史上，当多种历史道路摆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往往择其与人类当时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协调的方向前进。人类的两性关系、血缘关系从原始的动物界分离出来，经过群婚制、对偶婚制，最终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个体家庭形式。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到自觉的价值认识和选择过程。

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的更替、演进，其形式、结构、内容不断发生变异，价值和功能亦不断淘汰、更新、充实。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总是运用各种社会力量，赋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强化婚姻家庭对其社会统治有利的价值功能，使婚姻家庭与之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时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适应性。
婚姻家庭法对婚姻家庭的价值研究，主要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沿袭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价值。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内在性能和自然规律而普遍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功能，反映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历史上，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价值并未得到科学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统治阶级的伪道德歪曲，在人们愚昧无知的条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发地发生作用。今天，尽管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破了宗教神话和剥削阶级的伪善，但许多人对婚姻家庭基本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愚昧、偏执的状态。婚姻家庭法学应承认这种历史和现实，高举科学和理性的旗帜，引导立法、引导社会走向正确的认识，从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在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把握下发挥出来。

其二，婚姻家庭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作为一定范围亲属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继续保留其自然价值和职能，以满足人类个体和社会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纳了新时代、新社会所要求的职能内容，以适应或促进社会的发展、变化，显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进步性、独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为现实社会的客观实体，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地位，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确认、保护、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确立调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应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实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应然性价值要求与婚姻家庭实际展现的社会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是因为社会的婚姻家庭质量不高，不能发挥正常的、应有的价值，有的反而对社会起到了消极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往往将陈旧过时的功能潜隐到新的社会时空，附生于新的结构和形式，影响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对稳定性，使其价值、结构、功能不能及时转换、更新，适应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未能创造必要的环境，提供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婚姻家庭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价值规定性，揭示现实社会中其应然价值与实际功能发挥的差距及其根源，为婚姻家庭法有效诱导和确认婚姻家庭的正向价值，调整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创造社会环境，保证婚姻家庭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指导。